文化兴衰与国家崛起,以中国为背景不少于800字. 如果不能提供详细的文章.给一个大概方向或者刚要.也给分

文化兴衰与国家崛起,以中国为背景不少于800字. 如果不能提供详细的文章.给一个大概方向或者刚要.也给分
感谢 lihao91 .我是理科生.学习汽车方面知识的.所有对于历史对于文化来说仅仅停留在高中时期.
像你说的书到用时方恨少.我现在也在搜集资料.只是没有想好大的方向.谢谢你提出中肯的意见.感谢

什么样的国家是真正的大国?真正的大国以什么为标志?在当代,除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力量外,衡量真正的大国,还有一个标志性尺度——文化实力,体现为独立的核心价值观、原创性的文化作品,以及强大的文化产业来传播和营销这种价值观和文化作品.一国无论多么强大,少了这种“软实力”硬指标,就不是一个文化大国.不是一个文化大国,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国.
中国：文化大国的兴衰与重构
从雅典奥运会看中国现代文化的缺席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国力快速提升,“大国”这个概念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有关中国的话题之中：政治大国、经济大国、世界大国、区域大国、大国崛起、大国地位、大国责任、大国风范,等等.这两年又有了一个概念——“文化大国”.什么样的国家是文化大国?你对文化大国如何定义?
祝东力：按我的理解,所谓文化大国,就是有自己一套独立的核心价值观,能源源不断地推出原创性的文化作品,并且有一个强大的文化产业来传播和营销其价值观和文化作品的国家.也就是说,在当今世界,文化大国由三个层次组成：价值观、作品、产业.缺一个层次,就不是文化大国；三个层次都缺,就是不折不扣的文化小国.比如,缺少独立的核心价值观,就必然在意识形态上依附于其他文化大国；而缺少文化产业,就必然成为其他国家文化产品的倾销市场.所以,不论是文化大国,还是文化小国,都是在相互博弈和竞争中形成的,都是国际政治的概念.
大约100年前,梁启超曾经用“三个中国”来划分整部中国史,把它们依次称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我想借用这三个概念,对中国历史做一个简要的解释,因为这是理解现代中国,以及现代中国文化的一个前提.
“中国之中国”是从中华文明起源到秦始皇统一六国,这是华夏民族在中原及周边地带发生、融合并形成文化认同,形成封建国家的过程.这个“封建”是指西周封建制或分封制,是“封土建藩”的意思,和我们传统史学所说的“封建社会”不是一回事.接下来叫做“亚洲之中国”,从秦始皇统一到清朝乾隆末年,这是中国和亚洲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比如匈奴、鲜卑、突厥、蒙古等等,还有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等等冲突交往的时期.中国向西向北主要是抵御游牧民族的南下攻势,向东向南主要是传播中华文明.最后是“世界之中国”,按梁启超的说法,是从乾隆末年到他那个时代.这个时期,中国和西方相遇,中国遭遇西方文明的打击,屡战屡败,等等.这是不断成长的“三个中国”,不断面临更复杂、更广阔的地缘环境和历史舞台,中间隔着两次大断裂、大转型.一次是春秋战国,那时主要是因为铁器的传播和使用,农业生产的工具条件和战争的规模烈度都突然发生了根本改变,影响到制度和文化都必须跟着调整,所以有了秦汉大帝国.再一次大转型是鸦片战争——我不同意梁启超把“亚洲之中国”截止到乾隆末年,我认为应该截止到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不是乾隆末年的马嘎尔尼使团,而是鸦片战争把中国拖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次转型的物质基础是机器工业.因为这个转型还没有完成,所以它的制度和文化也就还没有定型.“三个中国,两次转型”,这就是我们建立起来的叙述框架.
中国文明模式的兴起与衰落
和“文化大国”的话题,以及雅典奥运会上那个8分钟的文化症候直接相关的,是从“亚洲之中国”的崩溃到“世界之中国”的建立这个过程.在“亚洲之中国”那个阶段,从秦汉到晚清,为了治理常年泛滥的黄河,同时为了抵御游牧民族的南下,中国形成了巨型国家,用这个来统合、动员全社会的政治、经济、人力、物力和文化等等资源.这个巨型国家和罗马帝国不一样,它不断瓦解,又不断恢复,这除了上面两个客观原因,也就是治理黄河和抵抗蛮族的需要之外,还因为在“中国之中国”的阶段,特别是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文化的认同就已经形成了.相反,在罗马帝国,在广大的被征服地区和民族中间,统一的文化认同始终没能形成.所以罗马帝国尽管曾经非常强大,可一旦解体,就很难再恢复起来了.
.同时,中国又向东面南面的朝鲜、日本、琉球、安南、苏禄、满剌加等等周边国家辐射它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形成一个庞大的东亚朝贡体系.在这个东亚文明圈里,特别是在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等国,地方精英阶层写汉字、作汉诗、读汉文典籍,引进中国的儒家学说和典章制度——可以说,在古代的东亚,只要是农耕社会,就不可避免地要模仿和复制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也就是模仿和复制中国的文明模式,这样就形成了中国的文化大国地位.
但是,在中国文明晚期,也就是明清时期,欧洲经过上千年的中世纪,逐步进入成长期.然后,又因为占据了美洲的资源,控制了非洲的人力,于是跃出了常规的历史轨道,迅速发展.到19世纪中叶,西方文明经过初步的工业化,已经武装起来,并且向中国挑战.这时候,不仅清王朝已经日薄西山——全国性政权那时建立了已经将近两百年,无论是从吏治、军队还是从财政、民生方面看,到乾隆末年就已经走向衰落.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作为一种文明模式,在清朝后期似乎也已经走到尽头.就是说,在传统的技术条件下,资源条件越来越不能支撑已有的人口规模.在清朝,由于引进了美洲高产作物和改革了税收制度等方面的原因,按照中国人口史的分期,中国人口进入第四个梯级,由9000万快速上升,到1830年突破了4亿.结果人均土地迅速减少,小农经济的规模更加萎缩,不得不在单位土地上最大限度地投入人力,把传统的精耕细作发挥到极致,甚至为了降低成本,发挥劳力密集的优势,在很多地区连耕牛都退出了农业生产.所以,如果没有技术和制度的突破,在晚清,中国文明的发展空间已经接近极限.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遭遇了迅速崛起的西方列强,用当年李鸿章的话说,就是“几千年未有之变局”.而上面说的,从“亚洲之中国”的崩溃,到“世界之中国”的建立,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近代和现代.传统意识形态应付不了大的危机
中国长期实行儒家的家国伦理,它的特点和所有传统社会一样,就是一套讲究上智下愚、尊卑贵贱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等.这套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了社会上的大多数人,特别是广大底层的劳动者——我不是全盘否定儒家学说,儒家作为古典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和主流文化,有好多正面价值,到今天也是重要的思想遗产.但是,必须指出,儒家的确包含了强烈的等级观念.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动员一般也就只能到达士绅阶层,所谓“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正因为国家认同、国家意识普及不到劳动阶层,所以老百姓对于国家就只是单方面地承担赋税徭役,所以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套意识形态在历史常规时期没什么问题,这就是所谓精英治国.甚至在传统的上尊下卑的制度和文化体系里,由旧式精英担任领导,抵御外来入侵,也不是不可能,例如在清初,就有郑成功收复台湾和康熙打败沙俄的例子.但是,这种成功是有条件的,它取决于敌我力量对比,特别是取决于执行领导职能的统治精英的素质和能力.所以,在历史非常时期,当这个社会面临严峻的危机和强大的敌人——这个时候,国家认同和国家意识如果仅仅被人数很少的士绅阶层或精英阶层所分享,就远远不够了.更何况,这时候的统治精英已经腐朽不堪了.鸦片战争结束后,探讨战败原因,有人说是因为我们的炮不如人,魏源在《海国图志》里研究了这个问题,他的结论是：“我兵望风辄溃,及夷至,城中已无一人,何尝与炮事哉?”炮还没来得及用上,人已经先溃散了,军民都缺少战斗意志.所以,说到底,是那一套意识形态应付不了这样的大危机.结果,泱泱帝国的首都每隔三四十年就陷落一次,传统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都束手无策.所以,在戊戌变法前夕,谭嗣同那批忧国之士就已经开始为中国“筹办亡后之事”了.
所以,根本原因,还是旧中国的那套意识形态、那套国家意识,不能容纳广大的底层.那么怎么办?要应对大危机,只能换一套意识形态.
祝东力：更换一套意识形态之所以难,是因为这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在更换意识形态的同时,还必须更换和这种意识形态相配套的社会政治结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的这种连带关系,晚清的张之洞有一个理解.他在《劝学篇》里提出了“保国家、保圣教、保华种”三大任务,而它们的关系是“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也就是说,只有依靠清帝国的政治权力结构,才能维系固有的意识形态系统；而只有在“保国”、“保教”的前提下,才能完成“民族生存”这个中国近代史课题.我们知道,从晚清到民国,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其实并没有改变,比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的关系,精英与大众的关系,等等,包括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土地制度,也一直没有变.
这样,意识形态也就没有变,也不可能变.蒋介石在1943年发表的《中国之命运》,其实可以和《劝学篇》放在一起读.《劝学篇》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伦之要,百行之源,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意思是说,所谓“圣教”,是不容更改的.《中国之命运》也说：“以忠孝为根本”,提倡“我民族固有的德性”,要求“为国家尽全忠,为民族尽大孝.”这样一套意识形态怎么能动员起底层民众?当然不能.因为你还是老一套的贬低和排斥底层的意识形态,你这个高高在上的国家跟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也是在抗战后期,国民党号召青年参军,有一首“从军歌”是这么唱的：“君不见,汉终军,弱冠系虏请长缨；君不见,班定远,绝域轻骑催战云!”这个歌词有一股陈腐的士大夫气,而且佶屈聱牙,它的目标人群仍然是传统士绅阶层及其子弟,和底层民众的思想感情没什么关系,在语言上也远离大众.同时,这个高高在上的国家必然是压迫性的.所以在豫湘桂战役中,因为反抗国军的强行征派,河南有好几千农民暴动,打败了国民党的正规军.
所以,关键问题是你的这套意识形态把底层老百姓放在什么位置,能不能把他们容纳进来.正因如此,陈伯达当年在延安写的《评〈中国之命运〉》,首先和蒋介石辩论的就是：到底谁是民族的主体?陈伯达说：“民族是由什么人组成的呢?我们这民族的绝对大多数不是工农群众吗?……工人农民不正是民族的主体吗?不正是他们的利益才和民族的利益完全一致吗?不正是他们才真正配得代表民族的名义吗?而其他的人,反对工农大众的人,却自称是民族的代表者,不就是一种篡窃吗?”所以,民族问题转换成了阶级问题,而这正是中国革命的本质所在.
“群众”成为毛泽东的出发点和归宿
玛雅：中国共产党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民党的飞机坦克,靠的正是动员和组织起全国广大的老百姓.中国革命的胜利重建了国家社会政治结构,也从根本上破除了旧的意识形态.
祝东力：传统的政治精英因为腐朽,没有能力承担民族解放的领导职能,底层群众就不得不从被动的观众变成替补演员,在危急关头走上历史的前台,去做一回真正的英雄——也就是说,从统治的对象变身为政治的主体.这意味着颠覆上尊下卑的社会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必然要爆发一场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也就是说,爆发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所以,马列主义就必然要成为新的意识形态,因为马列主义的中心内涵就是阶级斗争理论.
在中国,最早是19世纪末的美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介绍过马克思和《资本论》,但是毫无影响,是十月革命造成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1840年以来,中国特殊的地方,是把其他国家的笼统的“modern”,区分成了近代和现代,这其中的分界线就是历史的拐点.在拐点之前,是近代,中国走着一条下降的路；在拐点之后,是现代,中国走着一条上升的路.用上面梁启超的概念来说,近代是“亚洲之中国”崩溃过程,现代则是“世界之中国”的建立过程.
玛雅：所以说,中国共产党接受并掌握了马列主义,取得了革命胜利,建立起新的国家政权,这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历史的选择.
祝东力：的确.按照马列主义的历史脉络,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创立了一套思想学说,从唯物史观到阶级斗争,再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然后列宁建立了一套组织,特别是强调以少数职业革命家为核心,组成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最后是到了中国,到毛泽东,在这样庞大的人口规模的东方国家,把马列那里原来已经包含的“群众”概念发挥到了极致.这样,就形成了马（思想）、列（组织）、毛（群众）的各自特点和发展逻辑.
毛泽东早年说过：“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在延安时期也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这段话,几十年后他在晚年又重复了一遍,并且加上了三个字：“包括我.”所以,“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成了他的一种信念.这样,传统的上尊下卑的意识形态就被彻底颠覆了.“群众”成了毛泽东一切思想和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从政策层面的群众路线,到哲学层面的奴隶史观,从早年的湖南农民运动,经过中间漫长的人民战争,直到晚年的文化大革命.
玛雅：相信群众,这是毛泽东认为不可怀疑的根本原理.确实,是人民战争和群众路线,成就了毛泽东的丰功伟业,也成就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但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仅使很多人对这条原理产生了动摇,甚至共产党和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也被一些人认为是历史的误会.
祝东力：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马、列、毛的各自贡献反过来也造成了他们各自的问题或者局限所在.马克思不说了,基本上是一个思想家.列宁的贡献在于他的建党学说和建党实践,但苏联最后的衰落和垮台,也是由于党的组织,特别是“一小批职业革命家”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迅速官僚化和特权化,按照过去的概念,就是“变修”.毛泽东呢,他发动了群众,成就了伟业,但最后也是因为群众造反运动失控——规模那么庞大、成员那么复杂的群众运动没有严密的组织领导,怎么可能不失控呢?结果,群众运动的失控一再使文化大革命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这是造成他晚年失败的重要原因.
革命文化支撑中国完成了几件大事
：有一种现象,我觉得很有意思,也值得思考.就是我们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我们民族的一个悲剧,不愿意看到它再度重演,但是对于那个时代的文艺作品,比如革命样板戏,我们至今记忆犹新,感到非常亲切.甚至不仅仅是我们这代人,有一次在卡拉OK,我看到一位80后年轻人唱《长征组歌》,声情并茂,非常投入.我在想,如果说我们这代人喜欢革命文艺,是因为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血色浪漫”,那么对年轻一代来说,这种感染力从何而来?
这种革命文化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资源,长期支撑着现代中国,先后完成了几件大事：第一,是走出近代陷阱,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重建了强大的中央政权.第二,是快速工业化,在短短20多年时间里,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可以说,这是在长城和大运河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千年工程.第三,是从抗美援朝到援越抗美,经过20多年,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中国的战略包围.第四,是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探索和实验,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又发动了“鸣放”运动、社教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等.
：在今天这样一个“万花筒”的时代,真正具有思想和艺术成就、能够为后世共享的文化作品,却要到“清一色”的毛时代去找,这是一个吊诡,也是一个遗憾.
：某种意义上,那的确是一种“过去时”的文化.在20世纪,以“革命”为核心的文化,经历了萌芽、成长、高涨和泡沫化的全过程.就拿“文革”来说,作为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环节,在这10年里,革命意识形态从高涨走向泡沫化,最后泡沫破碎,曲终人散.本来,在“文革”前半期,在社会实践层面,群众运动就已经经历了放→乱→收→死的循环,本来就陷入了困境.这个时候,1971年,“九一三”事件像一场政治地震,给人们突如其来的打击.因为像林彪这样被写进党章的接班人,这样如日中天的副统帅,突然出走,自我爆炸,不但使“文革”叙述破产,使人们对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政治的期待,一下子全落空了,而且使人们对整套革命的意识形态,发生了怀疑.所以,首先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间,一股怀疑主义的思潮开始形成和蔓延.
1972年初,诗人北岛才20岁出头,就在书信里论述“怀疑”的重要性.根据后来的回忆,从1972到1974年,北京的“地下”文艺沙龙进入了黄金季节,在两年时间里形成了现代主义诗歌运动——这就是后来“朦胧诗”的前身.同时,知识青年们传唱外国歌曲,交流“灰皮书”和“黄皮书”这类“文革”前的内部读物,精神生活完全脱离了“文革”轨道.在这种氛围里,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学术探索也在暗中进行,基本的发展逻辑,是围绕“文革”中遇到的重大问题,首先从毛泽东著作中寻找答案,继而读马、恩、列原著,再读黑格尔、卢梭和其他西方思想家,再从古典理论延伸到20世纪的现代理论.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最初在“地下”传播的思想成果,被人们经常提到的有张木生的“中国农民问题研究”、赵金星的“历史哲学”和徐浩渊的“社会调查”,等等.这是怀疑主义的高层次的表现形式.另外还有低层次的表现形式,就是形成了一种调侃、玩世、颠覆的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这种带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人生态度和语言
：这个时期,好事、坏事,几件大事都遇到一起了.经过几十年的国际斗争,中国在70年代初终于打破了美国的战略包围,一是重返联合国,二是中美战略和解.以往实行多年的“准战争体制”面临结束,中国自近代以来的“救亡”阶段告一段落,某种“和平体制”势必取而代之,中国社会也将转入“发展”阶段.这样,意识形态或文化上也将配合着发生重大的调整.但正是在这个时候,林彪事件形成了政治地震,刚才说了,使原有的革命价值观遭遇重大打击,导致原有的精神世界坍塌.加上毛泽东晚年病重,不久去世.其后果就是,从“救亡”阶段向“发展”阶段、从“准战争体制”向“和平体制”的转换,没能以一种递进的或升级换代的积极形式进行,而只能以断裂的消极形式来完成.这是导致80年代以来各种乱相的重要原因.
“文革”结束后,原先的怀疑主义思潮为之一变,转型为启蒙主义思潮,反封建、反传统,鼓吹个性、张扬自我.这种启蒙主义很快就主导了社会舆论.70年代末,启蒙主义表现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表现为哲学界关于人性、异化和人道主义的大讨论,过去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那套革命意识形态,基本上被颠覆了.到80年代中期,又开始了文化大讨论,学术界似乎人人都在做中西比较,批判中国传统文化,鼓吹西方现代文化,告别“黄色文明”,回归“蓝色文明”.所以,80年代,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彻底取代了过去以“革命”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再到80年代末,这个启蒙主义,就明确地指向了政治领域,先是围绕政治体制改革的激烈讨论,然后是走向街头广场.结果,启蒙主义的理想破灭,只留下启蒙主义的糟粕,谬种流传.
这和它的历史起源有关.中国的启蒙主义产生于“文革”结束前后的那个时期.那个时候,由于群众造反运动失败,导致国家支配一切,的确存在着国家主义的弊病.同时,也因为“文革”陷入困境,不同方向的运动翻来覆去,使好多人在政治上、精神上遭受打击.还有,长期的重工业优先战略导致民生艰苦,所以便有了《五七一工程纪要》里面所谓“国富民穷”的说法.反过来看这时候的西方国家,经过战后20几年的重建和繁荣,已经进入富裕的高度工业化阶段,同时60年代的学生造反运动也已经偃旗息鼓,社会趋向稳定.中西之间在观感印象上的强烈对比,相信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都还记忆犹新.这样,就出现了民族失败主义的情绪.
理想的瓦解造成现代中国文化缺席
大国崛起》就是这个问题,把19世纪西方扩张的血腥历史几乎一笔抹掉,对它的崛起完全是正面描述.其实就连西方人自己对他们对内掠夺、对外扩张的那段历史也是承认的,我们竟然这样“蒙昧”.
祝东力：所以,中国的启蒙主义要想摆脱这种局限性,就必须向上升华,反思自己,超越自己.不但要批判国家对人的压迫,而且也批判市场对人的压迫,追求人的全面解放,并且以此为立场,重新认识历史和现实、中国和世界.当然,除了向上升华,启蒙主义也可能向下堕落,继续发展它的局限和糟粕,把资本逻辑和殖民地文化推向极端.上世纪90年代,从经济学界的新自由主义,直到文艺界的感官路线和调侃风格,其实都是启蒙主义的局限和糟粕的表现形式.所以,启蒙主义及其堕落,可以概括“文革”结束以来的思想文化史.同时,启蒙主义在文化上并没有形成什么有力量的作品和成就,也就不奇怪了.
革命理想瓦解,启蒙理想瓦解,这就是1990年代的文化境况.80年代批判国家体制和集体伦理,90年代,经济学界的新自由主义延续了这个传统,把它们改造成经济政策,全面推进私有化,鼓吹市场伦理.文艺界的感官路线和调侃风格分别代表了感性层面和理性层面.感官路线无非是声色犬马,适应了90年代消费主义的社会环境,但同样也是80年代人性论和个人主义观念的进一步延伸.调侃风格反崇高、反价值、反权威,也仍然在启蒙主义的延长线上.在市场经济环境里,这种以调侃、解构和玩世为特征的,嘻皮笑脸的喜剧文化主导了都市主流人群.从王朔小说到贺岁片,从小剧场戏剧到网络论坛和手机短信,这种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可以说比比皆是.
没有理想,缺少一个精神世界,这就是当前文化的困境.1990年代以来,文化遗产热迅速兴起,其实也是文化陷入困境的表现.全球经济一体化,尽管财富迅速增长,但随着资本的全球扩张,社会分化,贫富对立,能源危机,环境危机,现代工商社会中人们普遍感受到越来越大的生存压力,个体的焦虑、孤独、紧张无处不在.在这种现实境遇下,因为看不到未来的出路,传统社会的某些价值和符号就似乎显得弥足珍贵.这种普遍的对传统价值和符号的留恋和维护,是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这两年,中国文化产业的确发展比较快.但是,对外贸易的文化“入超”或“赤字”问题,谈论的人也越来越多.中国对外贸易长期顺差,并且顺差还持续增长,但文化产业却是逆差,而且逆差比例高达1：7.具体到图书贸易逆差比则达到1：10,影视的逆差比更高.也是这一两年,许多人都在引用据说是撒切尔夫人的一段话.她说：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从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这段话我查过,可能并非出自撒切尔夫人之口,但它的确说出了问题的实质.文化入超,说到底,是思想观念的入超,是核心价值观的入超.相反,美国从1996年以来,其文化产品的出口就超过航空航天工业,成为第一大出口产业.2004年,中国从美国引进图书版权4068种,输出14种.2005年,从美国引进图书版权4000种,输出24种.对于美国来说,这其实也是思想观念的出超,核心价值观的出超.
国家软实力萎缩主要是精英出了问题
中美文化产业的比较说明,我们在价值观上处于绝对劣势这种被战略包围的局面,可以和毛时代做一个对比.在20世纪50年代－70年代,中国一直处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战略包围当中.但是,当时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却在不少亚非拉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种影响到六七十年代曾经到达高峰,甚至波及到西方国家.后来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思想界成为偶像的萨特、德里达、克里斯蒂娃等等闻名世界的巴黎思想家,当时都在读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毛选.同样,中国当时的政治思潮也影响了美欧日青年学生群体的反资本、反官僚、反体制的无政府主义立场,所以曾经风靡一时.今天,不论怎样评价这段历史的是非功过,但当时中国在核心价值观和思想观念方面处于“出超”的地位,应该说是一个基本事实.：其实,国家软实力的萎缩,主要是精英出了问题.由于“文革”溃败,以革命为中心的意识形态解体,中国的文化精英们在核心价值观上依附于西方.所以,在国际文化场合——比如前面说的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的表演,他们会突然感觉自己拿不出属于中国的、独立的、原创的现代文化作品,而只能觉乞灵于传统文化的符号.当然,严格地说,也不是完全没有现代的痕迹,那就是一种急于要和西方接轨的焦虑——把旗袍从中间裁断,裸露出那些舞女的大腿,加上红艳的色调和轻佻的旋律,组合成一种类似于夜总会的风格.在夜总会风格背后,是一种“鸡头”的文化心理.可以说,如果革命中国被我们丢弃,如果曾经赢得了独立和统一,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打破了美国战略包围的中国现代历史被我们否定,如果中国革命文化不能进入我们的视野,那么中国文化就只能是残缺不全的半殖民地文化.重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胡温执政以来,调整经济模式和利益结构,实际上已经在设法逐步恢复改革发展的道义基础.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我相信,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我们一定能够重建一个强盛的健康的现代中国,一个与我们的文明规模、历史规模和人口规模相符合的文化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