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董仲舒的思想在儒家历史发展中具有里程碑的作用

为什么董仲舒的思想在儒家历史发展中具有里程碑的作用

大一统思想与天人合一理论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就是说,“大一统”是天地间普遍的法则,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董仲舒利用天人感应的理论,诠释“大一统”.就是“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之谓也.”[1]
　　“君王”介于天地间,民要统一于天,必先统一于君.他说：“《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2]天子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尊严,这就是“君权天授”的政治哲学思想.
　　董仲舒把一切统一于天的思想进行衍化,提出了“王道三纲”：即“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于天,虽谓受命于天亦可.”[3]也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董仲舒这种建立在天人合一思想基础上的大一统原则,深入到封建社会的纲常、家庭、婚姻伦理之中,落实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之中,将封建社会组织在一个严密的系统之内,皇帝就是这个系统的主宰者.
　　董仲舒主张在思想领域实现“大一统”.他认为：“行天德者,谓之圣人.为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杀生之势,以变化民,民之从主也.”[4]“圣人副天之所以为政.”[5]圣人就是替天行道,圣人的思想就是天意.按照圣人思想行事,就是顺应天意.让民众都顺应这个天意,就可以达到思想的大一统.孔子就是最大圣人,儒家经典就是圣人思想,必须天下独尊.所以在与汉武帝的对策中,他尖锐批评百家争鸣的局面,认为：“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董仲舒的这一思想体系,适应了大一统专制政治需要.在思想、观念、理论上,肯定大一统专制体制的合理性―――即所谓天意、大道.同时,又借鉴了河北地区根深蒂固的阴阳五行思想[6],赋予大一统专制体制新的思想内涵,构成他 “天人合一”哲学系统.
　　“君权神授”和“天德仁政”的思想 董仲舒的坎坷经历和河北人文思想的基底,决定了他始终反对家天下.他肯定大一统专制体制,并不推崇封建家天下.他的《天人三策》、《春秋繁露》,都列举古代贤良之君禅让和历代暴君被诛的典故,用阴阳五行的哲学诠释朝代更替的 “天意”,坚持“天下为公”的政治思想.
　　他维护大一统的思想,适应了专制政治的需要,适应了封建国家追求大一统的要求,必然取得很大的效果,而且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春秋》宗师.
　　他在经历了诸侯国相的生涯后,晚年居家顾问朝廷政事,著书立说,在不断完善天人思想体系的同时,逐步意识到专制大一统政治,有两个问题,需要用“天道”给予解决.
　　一是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专制皇帝的喜怒哀乐,成为影响整个社会的权利之源.他试图用儒道两家的思想,通过皇帝的人格修养来端正或化解这种极欲的权利之源,但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只好把它纳入“天”的哲学之中,利用“天意”威严,对皇权进行约束.
　　他强调“君权神授”,“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宜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7]这是“人主法天”的总纲领.董仲舒还提出一系列顺天意、知天意的方法.如“为人主也,道莫明省身之天,如天出之也,使其出也,答天之出四时,而必忠其受也,则尧舜之治无以加,是可生可杀而不可使为乱,故曰：非道不行,非法不言.此之谓也.”[8]
　　二是作为大一统专制统治的工具,秦代刑法的残酷,令人痛心疾首,董仲舒力主推行仁德,扭转鱼肉百姓的局面.他希望通过倡导“天德”给与解决.这是他 “天人哲学”的时代局限性和科学的局限性.其结果,专制统治只能为专制而利用“天意”,不可能将“天意”与民意统一起来,以至于董仲舒的思想,成为封建统治者进一步奴役民众的工具.
　　董仲舒的思想,既有“本天”为主旨的哲学思想,也有为人修身的思想取向,治国治狱的语录反应的政治思想和治国方略,更多的是利用《春秋》之学,阐述天人感应为理论基础的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
　　董仲舒的思想,是汉代河北人文精神的集中代表,也是河北人文思想的理性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