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鹊做题网简述西欧封建城市兴起的原因?
来源：学生作业帮 编辑：灵鹊做题网作业帮 分类：历史作业 时间：2024/05/05 10:13:30
简述西欧封建城市兴起的原因?
希望知道答案的把答案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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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后期,欧亚世界有了一个不寻常的重大发展.一方面,伊斯兰教帝国和儒家帝国闭关自守,愈来愈僵化；另一方面,欧亚大陆西端正经历着一场空前的、彻底的变革.西欧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都在发生深远的变化.向海外的大规模扩张就是西欧所具有的新动力的一个表现.
这一扩张给整个世界后来的历史以极其重要的影响.它使西欧人控制了外洋航线,能够抵达、征服南北美洲和澳大利西亚的人迹稀少的广阔地区,并移居那里；从而,改变了世界各种族传统的地区分布.最后,通过扩张,西欧财富迅速增加、力量大大加强的19世纪时,已能渗入并控制位于中东、印度和中国的古老的欧亚文明中心.
所有这一切确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世界的一个地区成功地控制其余地区,以前从未有过；因之,其影响必然深远.世界达到了新的、独特的统一.到世界历史上的欧亚阶段结束、全球性阶段开始以前,地区间的联系——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联系——已经形成；这种形成最初虽颇缓慢,然是平稳的、不可阻挡的.
这些重大发展有一个似乎有悻常理的特点,即它们是由欧亚大陆上一向最不发达、最默默无闻的地区引起并完成的.中世纪末以前,西欧大部分领域都很落后.在文化上,它从外界得到的多于它所能给予的；在经济上,某些方面也很落后,它极想求得南亚的香料和中国的丝绸,自己却没有什么可用以交换；在军事上,可以肯定地说,东方对西方的入侵远远多于西方对东方的入侵.
那么,如何解释这一出乎意料的惊人转变呢?为什么西欧会突然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一种原动力呢?仅从任何单独的因素或事件——如哥伦布登上美洲大陆——中,是不可能得到解释的.11世纪时,维金人偶然发现北美洲；他们花了约一百年时间,试图保持在那里的拓居地,但失败了.与此相反,哥伦布发现美洲后,欧洲各国的人步其后尘,大批地、势不可挡地侵入南北美洲.两次事件的结局全然不同；这表明：在11世纪至15世纪的500年中,欧洲有了某些使它要求并能够向海外扩张的发展.这些发展的性质及其进行的方式是我们现在要探讨的题目.
一、好战的基督教世界
欧洲的扩张在某种程度上可用欧洲基督教的扩张主义来解释.与欧洲其他大宗教完全不同,基督教浸透了普济主义、改变异端信仰的热情和好战精神.从一开始起,基督教就强调四海一家,宣称自己是世界宗教；从使徒时代到现在,积极传教一直是基督教会的主要特点.而且,为了使异端和不信教的人皈依基督教,基督教会总是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基督教的好战性源自犹太游牧民所崇拜的复仇和惩罚之神.基督教作家常用战争作比喻,将人间世界看作上帝与撒旦交战的战场.因之,丝毫不奇怪：基督教首领在执行"到世界各地去,将福音传播给每一个人"（《马可福音》16：15）的命令时,时常采用种种强有力的方法.
基督教世界的好战也是对东方在较早几个时期里频频入侵欧洲的一种反应.欧洲是欧亚大陆的边远地区,落后、人口稀少,早先常遭到野蛮的、信异教的印欧人、日耳曼人、匈奴人、马扎尔人和阿拉伯人的蹂躏.因此,中世纪时居住在这一大块边远地区的欧洲人东临信异教的斯拉夫和波罗的海诸民族、南迎穆斯林阿拉伯人.欧洲人的反应是发动接二连三的十字军东侵；其中,矛头指向"圣地"的几次十字军东侵最雄心勃勃、最举世闻名,但是,也最不成功.13世纪时,基督教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立足点相继沦于穆斯林手中,不过,其他几次十字军东侵取得了较持久的成果.约1100年前后,诺曼底人将阿拉伯人逐出西西里岛.伊比利亚的基督教徒进行了长达二个世纪的反穆斯林的"再征服"运动；到1250年,已收复了除局促于半岛南部一隅的格拉纳达王国以外的整个半岛.条顿骑士团在12和13世纪时,用利剑将基督教传播到普鲁士和波罗的海诸国家.
因此,欧洲有历时很久的远征传统,海外扩张在某种意义上是这一传统的继续.早期的探险者及其支持者之所以要东征,部分地是出于宗教上的考虑.他们想到达印度和中国；自13世纪马可·波罗东游以来,欧洲人已知道那里有一些大国.欧洲人还知道,这些国家不属于穆斯林,所以希望它们能同基督教徒联合起来.此外,中世纪时有关约翰牧师的传说也在人们中间长期流传；人们传说,在遥远的东方,有一块地方的人民信仰基督教,约翰牧师是他们的强有力的统治者.因此,好几个世纪里,基督教首领一直向往能同约翰牧师建立联系,从东、西两方大举夹攻穆斯林世界.欧洲人没有找到约翰牧师,但是,他们确在非洲和南北美洲仍然碰见了一些奇怪的新民族——这些民族还未开化、不信教,因此,是适于征服、拯救、使他们归依的合格臣民.
促使欧洲人开始海外冒险事业的动机很多,为上帝服务和寻求黄金可能是其中最强烈的动机.达·伽马抵达卡利库达时,曾向当地惊讶不己的印度人解释说,他来这里是为了寻找基督教徒和香料.同样,征服者伯纳尔·迪亚斯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和他的同伴去美洲大陆,"是为了象所有男子汉都欲做到的那样,为上帝和陛下服务、将光明带给那些尚处于黑暗中的人们和发财致富."北欧的新教徒之所以从事海外冒险活动,也是出于宗教上的考虑,只是程度上比起伊比利亚人稍微差一些.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在为美洲的殖民地进行宣传时这样写道：
他们将得到的是有关我们宗教信仰的知识,
而我们将得到的是这一地区所拥有的那种财富.
这种好战性和努力改变异端信仰的精神显然是欧亚其他民族所缺乏的.确实,穆斯林用刀剑征服了辽阔的地区；在这一意义上说,他们也是好战的.但总的来说,他们对自己臣民的宗教信仰漠然置之.通常,他们更感兴趣的不是自己的臣民是否信奉伊斯兰教,而是向自己纳贡了没有.穆斯林缺乏基督教徒那种必须将异教徒的灵魂从地狱中拯救出来的压倒一切的热情.同样,佛教为印度以外地区所接受,与其说是因为僧人尽心竭力地从事传教活动,不如说是由于爱好和平的旅行者和移民使印度文化逐渐传播开来的缘故.佛教的传播不是倚仗武力,而是凭借其教义和仪式的吸引力.
中国人在宗教上可能是最不教条主义的.早期去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对他们在那里所遇见的人们互相容忍的态度,都有着极深的印象.他们对中国人允许他们自由地传播福音这一点,又惊又喜.1326年,佩鲁贾的安德鲁主教曾这样写道："实际上,在这幅员广大的帝国,普天之下所有的人,包括每个民族、每个教派的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信念自由自在地生活；因为他们持有这样一种看法,或者更确切地说,持有这样一种错误观点：人人都能够在他自己的宗教中得到灵魂的拯救.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仍可自由地、毫无阻碍地传经讲道."杰出的意大利耶稣会会上利玛窦曾在1582至1610年间居住中国,他对中国人的不好战、不尚侵略和宗教信仰自由也同样大为惊异.他写道：
现在,我们对话宗教教派的探讨即将结束.中国人中真正受过教育的那些人最一致公认的见解是,这些…信仰其实可以合并为一,所有这些信仰都是可以而且应该信奉的.当然,在作如此判断时,他们也正在使自己和其他人陷于一个令人魂不守舍的错误,即相信谈论宗教问题的不同方式愈多,对公众利益就愈有好处.
……如果我们停下来细想一下,这一点似乎很出人意外,在一个几乎可以说其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多种多样且极其丰富的王国里,尽管他们拥有装备精良、可轻而易举地征服邻近国家的陆军和海军,但不论国王还是他的人民,竟然都从未想到去进行一场侵略战争.他们完全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并不热望着征服.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欧洲人常常对自己的政府不满,垂涎其他人所享有的东西.现在,西方诸国家似乎已被称霸世界的念头消磨得精疲力竭,它们甚至不能象中国人在长达数千年的时期里所做的那样,保持其祖先留下的遗产.
世界诸宗教改变异端信仰的热情,有着程度上的不同；这一点至今仍显而易见.1958年,密西西比州首府杰克逊市的卫理公会主教马文·A·富兰克林在论述控制宇宙的问题时也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很难想象,这种立场是除基督教教牧人员以外的其他任何人所能采取的.他说：
假定其他某些星球上也有居住者,那么,我们将不得不先去查明上帝是如何向这些"别的羔羊"彰显自己,然后才能确定基督教会对他们负有什么责任.猜想出他们对上帝的观念如何、是否对上帝赞美得不够、走否需要我们所知道的那种对灵魂的拯救,是件颇有吸引力的事.由此,也许会发现：基督教会必须将我们所知道的神、人相逢的经验告诉他们,并向他们介绍能引导他们赎罪的基督的福音.不管所发现的外界状况需要什么,基督教会将一马当先,非常勇敢地迎上前去.
二、新的智力水平
西欧扩张的智力背景比起其宗教背景要模糊不清得多.所谓"文艺复兴时期的骚动"使个人主义和现世主义增长.神学和基督教会对现实生活的控制受到当时由个人探究得出的新的道德准则和社会准则的挑战,并最终为后者所取代.有关人类本身的一种新概念已逐渐形成——它体现了对人类的尊严和创造力的一种新的信心.人类无须一心想着神对来世会作何判决,而只须发展自己生来俱有的潜力,尤其是思考能力.荷兰的司铎兼学者伊拉斯谟曾得意洋洋地发表了人类既非野兽又非野蛮人这一认识.他说：
现在,人之所以为人,就因为人具有理性.如果树木或者野兽在成长,那么真的,人当然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模样.从前的人生活在森林之中,他们的所作所为没有法律作指导,仅仅受其自然的需求和欲望的支配,其群体内部绝无秩序可言；因此,与其将他们看成人,不如把他们当做野兽.
对人类及其能力的新的强调,显然比早先中世纪的观点更有助于海外扩张.另一方面,这一点很易被夸大,故需认真纠正.实际上,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并不着重科学.当时一些最主要的人物看待事物,往往是从哲学和美学的角度出发,而不是持怀疑和客观的态度.他们程度不同地保留了某些中世纪的思想方式.他们坚持相信和赞美那些怪诞的和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他们继续寻找哲学家的点金石.他们仍然相信星占学,并将它误作天文学.宗教改革运动也没有改变这种反人文主义者的倾向.16世纪时,路德和加尔文认为人类孤弱无助和腐败堕落的观点,正如人文主义者对人类的颂扬,是一种新的见解,而且其影响较后者要大得多.实际上,宗教改革运动代表一种只是在16世纪变得更强烈的反观世主义和反求实主义的倾向.
从事海外扩张的伊比利亚的先驱者肯定不是人文主义者.例如,航海家亨利王子被他同时代的人描绘成是一个刚直、虔诚、勇武的禁欲主义者而非人文主义者.虽然他总是慷慨地资助海员和测绘人员,但是,对于学问和各种技艺并不感兴趣.人们传说,他曾在萨格里什兴办一所教授天文学和数学的学校,那仅是一则虚构的故事.有位研究欧洲扩张的著名历史学家说："不管对文艺复兴作何解释,……地理大发现的早期的进行是在中世纪的种种动机和设想的伴随下,独自开始的.亨利王子和他手下的船长们基本上都是中世纪的人.甚至哥伦布……从事他那举世闻名的冒险事业时的思想大体上也是中世纪的,传统的."
因此,用"新的智力水平"所能解释的与其说是1500年以前欧洲扩张的起因,不如说是1600年以后欧洲扩张的动力和具有不可抵挡的力量的缘由.不过.对后者加以解释,其本身也非常重要.事实依然是,在西欧,曾有过一场思想骚动,而在欧亚其他地区则没有.这一根本的不同之处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在中国,儒教继续在社会中居支配地位.它尊崇老年人,轻视年轻人；尊崇过去,轻视现在；尊崇已确认的权威,轻视变革；从而,使它成为保持各方面现状的极好工具.最终,导致了处处顺从、事事以正统观念为依据的气氛,排除了思想继续发展的可能；这一点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中国尽管最初在发明造纸、印刷、火药和指南针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后来却在技术上落后于西方.中国人在作出这些早期的发明之后,未能提出一系列科学原理.
欧亚其他国家的情况基本上与中国相同.例如,在奥斯曼帝国,穆斯林的学院为了强调神学、法学和修辞学而不惜舍弃天文学、数学和医学.这些学院的毕业生对西方正在做些什么一无所知,而且也毫无兴趣去弄清楚.没有一个穆斯林土耳其人会相信,一个信基督教的异教徒能教给他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虽然有时也会出现某个富有远见的人,警告人们要注意这种将奥斯曼帝国与邻近的基督教世界隔开的思想的铁幕所带来的种种危险,但这样的人极为难得.土耳其著名的历史学家、文献学家和百科全书编纂者卡蒂布·切莱比是其中的一个.他生活在17世纪上半世纪.因出身于贫困家庭,他未能受到正规的高等教育.不过,结果是塞翁失马.他可不必对穆斯林的圣学进行表面的、析理过细的专门研究,而这种研究当时已成为土耳其教育的主要特点.他靠自学成材,这一事实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何以会对西方的学问毫无偏见.
切莱比一生著述颇多.在土耳其舰队于1656年遭到惨败后,他编了一本简明的海军手册.在该书序言中,他强调了掌握地理学和地图测绘学的必要性.他写道：
对于负责国家大事的人来说,地理学是一门必须掌握的学科.他们可以不清楚地球的全貌,但他们至少应当熟悉奥斯曼帝国及其邻国的地图.这样,当他们必须派军队作战时,就可以在掌握知识的基础上进行,入侵敌国和守卫边疆也就会成为一件较容易的事.与那些对地理学一无所知的人商议,是决不会取得令人满意的取代地图的效果的,即使他们是当地富有经验的人.这类富有经验的人大多不能粗略地绘出自己家乡地区的地图.
异教徒们因尊重地理学一类学科并加以应用,故而发现了美洲大陆,并能横行于印度市场；这一事实,足以令人信服地证明学习地理学的必要性.
切莱比抓住了欧洲在思想方面的进步和其海外扩张之间的联系.切莱比死于1657年,在去世前的最后一部著作里,他警告他的同胞们说,如果他们不放弃自己的教条主义,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在观察这一世界时瞪起犹如牛眼一般的大眼睛".他的预言颇有先见之明.土耳其人仍然沉浸在自己的宗教迷信中,并同其他非西方民族一样,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基督教异教徒凭借自己的新学问,最终不仅成为美洲的主人,而且成为古老的伊斯兰教帝国和德教帝国的主人.
三、扩展中的经济
中世纪时西欧地区经济的显著发展是促使西欧向海外扩张的一个无可争辩、显而易见的因素.西欧地区迅速增长的经济资源和生气勃勃的活力使西欧能对哥伦布发现美洲作出巨大反响.这种反响全然不同于早先对维余人探险所作出的反应,因为后者是微不足道、毫无成效的.这里应该指出,中世纪时期,欧洲经济的发展并不是连续不断的.从900至1300年,经济稳步增长,但14世纪时,出现衰退,这由多种因素结合所致.这些因素包括：连年的粮食歉收和饥荒——1315年和1316年时,粮食歉收和饥荒的程度尤为严重；黑死病——它首次发生于1348至1349年,夺去了城市居民中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人的生命,以后它又周期性地发生,持续了好几个世代；英法两国间的百年战争和德、意国内的其他冲突.不过,1400年后不久.经济开始复苏,从那时起,经济发展的趋势通常是向上.
因此,西欧经济除了在14世纪曾衰退外,在中世纪早期几个世纪以后,一直保持相当稳定的增长.其原因之一是,1000年以后,外来入侵随着马扎尔人和维金人终止进攻而告停止.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使西欧免遭东欧那种因接二连三的外来猛攻所致的破坏；这种外来猛攻在东欧一直持续到17世纪末土耳其人惨遭失败时为止.在那些世纪里,东欧对西方起着减震器的作用,从而大大帮助了后者的发展,这一点至今未得到充分认识.
这一点也部分地说明了在10至14世纪间中欧和西欧的人口显著增长的原因.当时,那里人口约增长了50%；这一增长率在今天看来似乎微不足道,但在当时,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面积大体相当的地区所无法与之相比的.人口的激增促使人们努力改进灾业技术以支持人口的增长,而粮食的增长转而又使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成为可能.
欧洲提高农业产量的途径有两条.一条是发展细耕农业,即改进耕作方法.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从8世纪起,逐渐采用三轮制的耕作方法.这种方法使休耕的土地由占耕地总面积的二分之一减至三分之一,放大大提高了生产率.更有效地使用马力也帮助了农业的发展.在古代,马在农田里派不上什么用以因为那时所使用的轭在马使劲拉东西时,会将马脖子扼得透不过气来.此外,由于没有钉固蹄铁,马常常折断蹄子,成为废物.不过,到10世纪时,欧洲发明了架在马肩上、不会扼住马脖子的马颈圈.另外,还发明了马蹄铁和串联式马具；后者可用来使一对以上的马共同拉一车货物.最后结果是,速度较牛快、能力较牛强的马从此以后成为农业经营中必不可少的动力之源.
欧洲提高农业产量的另一条途径是发展大面积耕种,即开发以前未耕种过的地区.12世纪时,法、德、英三国得到耕种的土地仅分别占各自全部土地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和五分之一左右；这一事实颇令人吃惊,然而,是千真万确的.当时,其余的地方都是森林、沼泽和荒地.在小片已得到耕种的地区的周围是大片尚未开垦、有待拓居的区域.欧洲的农民络绎不绝地进入这些空无人迹的区域,清除森林、烧掉灌丛、排干沼泽,为犁和锄头开路.农民们不仅耕作他们所在地区中的处女地,而且还向东迁移,进入东欧和南欧的人口稀少的广大地区.正如美国曾有过西抵太平洋的西进运动那样,欧洲也有过东达俄国边界的东进运动.例如,到1350年,在西里西亚已有1500块新拓居地,由15至20万名殖民者耕种.
新开辟地的召唤力松弛了农奴制的束缚.过去的种种勒索和限制已不能无限期地强加于人们,因为他们已知道,往东去,可得到个人自由和廉价土地.农奴主必须减少自己的要求,否则,就要冒农奴们纷纷逃跑的危险.确实,后来在15和16世纪时,农奴制曾被强加给易北河以东一向自由启在的移民们.那时,粮食和林产品价格上涨、市场扩大,农奴主要趁此机会牟利,就必须确保劳动力的供应,为此,他们强制推行农奴制.但是,在此期间,西方的农民们大体上已自由起来,并保持了自由,只是种种约束的最终解除须待到 18世纪末即法国大革命开始后.农奴制的削弱是欧洲扩张的先决条件.它造成了一种更易变动的社会,这种社会能积聚起资本,为探险、征服和殖民提供所需的组织和自由的劳动力.因此,欧洲诸国从事海外冒险事业的成功的程度与其摆脱封建束缚的程度成正比,并非偶然.
人口的增长和农业的发展相应地促进了商业和城市的发展.剩余粮食由船从新农田运回人口更稠密的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则向新开辟地区提供其所需的各种工具和制成品作为回报.于是,商业繁荣,城镇兴起,尤其是在波罗的海沿海一带.经济的这种发展极其重要.它表示西北欧开始崛起；这一趋向后来帮助英国人和荷兰人在全世界使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黯然失色.
不仅欧洲内部的贸易在发展,而且欧洲和外部世界之间的贸易也在发展.这时的国际贸易的发展也是随着维金人终止劫掠活动而开始；维余人多次侵袭欧洲的恐怖曾在9和10世纪笼罩从北极区到西西里岛的欧洲沿海地带.国际贸易发展的另一动力来自从11世纪起的十字军东侵.成千上万的欧洲人参加了这一次次的远征；他们回国后仍垂涎于自己在东方所见到和享受到的种种奇妙的奢侈品.此外,十字军东侵还使欧洲人从穆斯林手中夺得地中海,使地中海如在古代那样,再一次成为东、西方之间的商船的大通道.国际贸易发展的第三个原因是,13世纪时,蒙古帝国建立,它把前所未有的统一强加给辽阔的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欧洲的商人,尤其是意大利人,利用当时的和平、安全和妥善护养的道路,几乎直接与东方进行贸易.
贸易关系的扩大和加强产生了重大影响.欧洲经济适应国际贸易的程度开始远远超过东方诸较为自给自足的帝国的经济.欧洲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变得习惯于并依赖于外国的商品和市场.随着人口的增长,交易的规模也增大.人口压力加之诸国家和城市国家之间的竞争的促进力,驱使商人们去寻找新的产地、新的路线和新的市场.他们的竞争态度截然不同于同时代的中国人；中国人虽曾航海数千哩,但完全是出于非经济方面的原因（见本章第七节）.他们对贸易毫无兴趣,只是将诸如长颈鹿一类的奇珍异兽带回自给自足的祖国,以取悦他们的皇上.由于明显的地理方面的原因,欧洲完全做不到自给自足,它迫切需要香料和其他外国产品.这一需要与迅速发展的经济活动及蓬勃的经济活力一起,最终使欧洲人航行于各大洋,使欧洲商人遍布每一个港口.
四、技术的发展
与经济的扩展有密切联系的是技术的发展,它是欧洲扩张的先决条件,因为欧洲人如果没有适当的海船和航海设备,原本是不可能抵达印度和南北美洲的.欧洲人在发展航海装备方面之所以能成功地取得技术上的重大进展,原因在于,中世纪时期,他们在改进各种工具和技术方面稳步地取得了虽并不惊人但极其重要的进步.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林恩.怀特教授评论说："中世纪后期最可夸耀的不是那时的大教堂、史诗或经院哲学,而是有史以来首次建立的一种复杂文明.这种文明并非建立在挥污苦干的奴隶或苦力的背脊上,而主要以非人力的动力为基础."为碾谷、伐木、排干沼泽和矿井而发明并使用的水车和风车,可代表这种"非人力"的动力之源.其他有用的发明包括木匠用的创、曲柄、独轮小车、纺车和运河闸门等.确实,希腊人和罗马人尽管在哲学和艺术上成就极高,但在以机器力量减轻人类的辛苦劳作方面,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所取得的成绩却还不及中世纪的欧洲人在短短数世纪里所取得的.这大概是因为欧洲较缺乏人力,而那种不发达的新开辟地的社会也颇需劳力,从而促进了发明的缘故.由于中世纪的欧洲人从奴隶或农奴经济开始转入由机器力量推动的经济,西方的文化发展获得了一种新的动力.
希腊语学者兼天主教枢机主教贝萨里翁曾在1444年写过一封信,对中世纪时西欧人在技术上所取得的进步作了有趣的说明.这位学者原先在罗马住过多年,意大利手工业的先进水平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他给拜占庭摩里亚自治省当时的统治者君主坦丁·帕莱奥洛古斯去信,建议悄悄地派"四或八名男青年"前往意大利学习手工业技术,并学习意大利语"以熟悉他信上所说的东西".贝萨里翁对排除手工劳动的水力锯机的印象尤为深刻.他提到了"锯木头用的自动锯机和运转得极快、极整齐的水车".他对水力风箱也念念不忘,他写道,"在冶炼和分离金属时,他们用的是皮风箱,这种风箱无须用手操作,便能膨胀和松弛,将金属从原先泥土似的无用物质中分离出来".贝萨里翁还谈到,在意大利,"任何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学到炼铁知识,这种知识对于人类极为有用且必不可少".这封信作为一个证据,其意义十分明显：中世纪时,西欧在技术上所取得的进步是如此巨大,以致一个东方人首次建议应派学生去西方学习"各种实用的技艺".
就欧洲扩张来说,最重大的技术进步表现在造船、航海设备、航海术和海军装备方面.在1200至1500年间,欧洲普通船舶的吨位增加了一倍或二倍.载重量为150至200吨的狭长桨帆船让位于600至800吨的圆体帆船.13世纪时采用的艉舵迅速取代了旧时效率较低的侧向操舵装置.另外,同样重要的是,14世纪时,葡萄牙人改制了阿拉伯人的三角帆索具,使船能够更直接地逆风航行.船的构造和索具方面的这些进步表示原先在北欧、地中海和中东发展起来的船的一些优点已结合成一体.最后结果是,船的规模更大、速度更快、操纵更灵便.此外,经济效益也更高,因为这时的船排除了100至200名划手及其口粮和装备,从而大大增加了载货容积.
与造船方面的进步紧相连的是航海术的进步.在航海水方面,最重要的贡献来自地中海地区.那时,中国人似乎已拥有磁罗盘,但是,至今不能确定,欧洲人是从中国人还是从作为中间人的阿拉伯人那里获得磁罗盘.也许欧洲人的磁罗盘是12世纪时由他们自己独力研制成的,地点可能在意大利的阿马尔菲城.无论如何,虽然罗盘对航海者来说,是一种最有用的仪器,但使用时,须得到其他几种仪器的配合.星盘,即一种用以观测天体高度的铜制刻度盘,早在800年以前便已为世人所知,但直到1485年前后,才首先由葡萄牙人在西方的航海中予以使用.这种仪器颇为昂贵,故很快被结构较简单、造价较低廉的象限仪所取代.经度测定引起的问题不只一个.虽然用砂漏可大致地估计时间,但要精确地计算时间,只有待到17世纪伽利略发现摆动原理时.
航海者也得到了航海情报汇编和地图的帮助.中世纪地中海水手的一些航海因是最早额准确的地图,图上清楚地标明了精确的罗盘方位及关于海岸线和港口的详细情况.到14世纪时,绘制地图的技术已有了相当的发展,发展的主要中心地在热那亚和马霍卡.中世纪时,一些博学的教条主义者老是争论着人能否在赤道经受住致命的日光和翻腾的海水；与这些教条主义者的著作相比,中世纪的航海图注重事实、客观,使人耳目一新.以下这两段话引自15世纪的航海图,可作为图上那些如实、精确的文字说明的例证：
驶入港口时,请当心暗礁浅滩.船的航行须贴近�
这一扩张给整个世界后来的历史以极其重要的影响.它使西欧人控制了外洋航线,能够抵达、征服南北美洲和澳大利西亚的人迹稀少的广阔地区,并移居那里；从而,改变了世界各种族传统的地区分布.最后,通过扩张,西欧财富迅速增加、力量大大加强的19世纪时,已能渗入并控制位于中东、印度和中国的古老的欧亚文明中心.
所有这一切确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世界的一个地区成功地控制其余地区,以前从未有过；因之,其影响必然深远.世界达到了新的、独特的统一.到世界历史上的欧亚阶段结束、全球性阶段开始以前,地区间的联系——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联系——已经形成；这种形成最初虽颇缓慢,然是平稳的、不可阻挡的.
这些重大发展有一个似乎有悻常理的特点,即它们是由欧亚大陆上一向最不发达、最默默无闻的地区引起并完成的.中世纪末以前,西欧大部分领域都很落后.在文化上,它从外界得到的多于它所能给予的；在经济上,某些方面也很落后,它极想求得南亚的香料和中国的丝绸,自己却没有什么可用以交换；在军事上,可以肯定地说,东方对西方的入侵远远多于西方对东方的入侵.
那么,如何解释这一出乎意料的惊人转变呢?为什么西欧会突然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一种原动力呢?仅从任何单独的因素或事件——如哥伦布登上美洲大陆——中,是不可能得到解释的.11世纪时,维金人偶然发现北美洲；他们花了约一百年时间,试图保持在那里的拓居地,但失败了.与此相反,哥伦布发现美洲后,欧洲各国的人步其后尘,大批地、势不可挡地侵入南北美洲.两次事件的结局全然不同；这表明：在11世纪至15世纪的500年中,欧洲有了某些使它要求并能够向海外扩张的发展.这些发展的性质及其进行的方式是我们现在要探讨的题目.
一、好战的基督教世界
欧洲的扩张在某种程度上可用欧洲基督教的扩张主义来解释.与欧洲其他大宗教完全不同,基督教浸透了普济主义、改变异端信仰的热情和好战精神.从一开始起,基督教就强调四海一家,宣称自己是世界宗教；从使徒时代到现在,积极传教一直是基督教会的主要特点.而且,为了使异端和不信教的人皈依基督教,基督教会总是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基督教的好战性源自犹太游牧民所崇拜的复仇和惩罚之神.基督教作家常用战争作比喻,将人间世界看作上帝与撒旦交战的战场.因之,丝毫不奇怪：基督教首领在执行"到世界各地去,将福音传播给每一个人"（《马可福音》16：15）的命令时,时常采用种种强有力的方法.
基督教世界的好战也是对东方在较早几个时期里频频入侵欧洲的一种反应.欧洲是欧亚大陆的边远地区,落后、人口稀少,早先常遭到野蛮的、信异教的印欧人、日耳曼人、匈奴人、马扎尔人和阿拉伯人的蹂躏.因此,中世纪时居住在这一大块边远地区的欧洲人东临信异教的斯拉夫和波罗的海诸民族、南迎穆斯林阿拉伯人.欧洲人的反应是发动接二连三的十字军东侵；其中,矛头指向"圣地"的几次十字军东侵最雄心勃勃、最举世闻名,但是,也最不成功.13世纪时,基督教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立足点相继沦于穆斯林手中,不过,其他几次十字军东侵取得了较持久的成果.约1100年前后,诺曼底人将阿拉伯人逐出西西里岛.伊比利亚的基督教徒进行了长达二个世纪的反穆斯林的"再征服"运动；到1250年,已收复了除局促于半岛南部一隅的格拉纳达王国以外的整个半岛.条顿骑士团在12和13世纪时,用利剑将基督教传播到普鲁士和波罗的海诸国家.
因此,欧洲有历时很久的远征传统,海外扩张在某种意义上是这一传统的继续.早期的探险者及其支持者之所以要东征,部分地是出于宗教上的考虑.他们想到达印度和中国；自13世纪马可·波罗东游以来,欧洲人已知道那里有一些大国.欧洲人还知道,这些国家不属于穆斯林,所以希望它们能同基督教徒联合起来.此外,中世纪时有关约翰牧师的传说也在人们中间长期流传；人们传说,在遥远的东方,有一块地方的人民信仰基督教,约翰牧师是他们的强有力的统治者.因此,好几个世纪里,基督教首领一直向往能同约翰牧师建立联系,从东、西两方大举夹攻穆斯林世界.欧洲人没有找到约翰牧师,但是,他们确在非洲和南北美洲仍然碰见了一些奇怪的新民族——这些民族还未开化、不信教,因此,是适于征服、拯救、使他们归依的合格臣民.
促使欧洲人开始海外冒险事业的动机很多,为上帝服务和寻求黄金可能是其中最强烈的动机.达·伽马抵达卡利库达时,曾向当地惊讶不己的印度人解释说,他来这里是为了寻找基督教徒和香料.同样,征服者伯纳尔·迪亚斯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和他的同伴去美洲大陆,"是为了象所有男子汉都欲做到的那样,为上帝和陛下服务、将光明带给那些尚处于黑暗中的人们和发财致富."北欧的新教徒之所以从事海外冒险活动,也是出于宗教上的考虑,只是程度上比起伊比利亚人稍微差一些.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在为美洲的殖民地进行宣传时这样写道：
他们将得到的是有关我们宗教信仰的知识,
而我们将得到的是这一地区所拥有的那种财富.
这种好战性和努力改变异端信仰的精神显然是欧亚其他民族所缺乏的.确实,穆斯林用刀剑征服了辽阔的地区；在这一意义上说,他们也是好战的.但总的来说,他们对自己臣民的宗教信仰漠然置之.通常,他们更感兴趣的不是自己的臣民是否信奉伊斯兰教,而是向自己纳贡了没有.穆斯林缺乏基督教徒那种必须将异教徒的灵魂从地狱中拯救出来的压倒一切的热情.同样,佛教为印度以外地区所接受,与其说是因为僧人尽心竭力地从事传教活动,不如说是由于爱好和平的旅行者和移民使印度文化逐渐传播开来的缘故.佛教的传播不是倚仗武力,而是凭借其教义和仪式的吸引力.
中国人在宗教上可能是最不教条主义的.早期去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对他们在那里所遇见的人们互相容忍的态度,都有着极深的印象.他们对中国人允许他们自由地传播福音这一点,又惊又喜.1326年,佩鲁贾的安德鲁主教曾这样写道："实际上,在这幅员广大的帝国,普天之下所有的人,包括每个民族、每个教派的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信念自由自在地生活；因为他们持有这样一种看法,或者更确切地说,持有这样一种错误观点：人人都能够在他自己的宗教中得到灵魂的拯救.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仍可自由地、毫无阻碍地传经讲道."杰出的意大利耶稣会会上利玛窦曾在1582至1610年间居住中国,他对中国人的不好战、不尚侵略和宗教信仰自由也同样大为惊异.他写道：
现在,我们对话宗教教派的探讨即将结束.中国人中真正受过教育的那些人最一致公认的见解是,这些…信仰其实可以合并为一,所有这些信仰都是可以而且应该信奉的.当然,在作如此判断时,他们也正在使自己和其他人陷于一个令人魂不守舍的错误,即相信谈论宗教问题的不同方式愈多,对公众利益就愈有好处.
……如果我们停下来细想一下,这一点似乎很出人意外,在一个几乎可以说其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多种多样且极其丰富的王国里,尽管他们拥有装备精良、可轻而易举地征服邻近国家的陆军和海军,但不论国王还是他的人民,竟然都从未想到去进行一场侵略战争.他们完全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并不热望着征服.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欧洲人常常对自己的政府不满,垂涎其他人所享有的东西.现在,西方诸国家似乎已被称霸世界的念头消磨得精疲力竭,它们甚至不能象中国人在长达数千年的时期里所做的那样,保持其祖先留下的遗产.
世界诸宗教改变异端信仰的热情,有着程度上的不同；这一点至今仍显而易见.1958年,密西西比州首府杰克逊市的卫理公会主教马文·A·富兰克林在论述控制宇宙的问题时也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很难想象,这种立场是除基督教教牧人员以外的其他任何人所能采取的.他说：
假定其他某些星球上也有居住者,那么,我们将不得不先去查明上帝是如何向这些"别的羔羊"彰显自己,然后才能确定基督教会对他们负有什么责任.猜想出他们对上帝的观念如何、是否对上帝赞美得不够、走否需要我们所知道的那种对灵魂的拯救,是件颇有吸引力的事.由此,也许会发现：基督教会必须将我们所知道的神、人相逢的经验告诉他们,并向他们介绍能引导他们赎罪的基督的福音.不管所发现的外界状况需要什么,基督教会将一马当先,非常勇敢地迎上前去.
二、新的智力水平
西欧扩张的智力背景比起其宗教背景要模糊不清得多.所谓"文艺复兴时期的骚动"使个人主义和现世主义增长.神学和基督教会对现实生活的控制受到当时由个人探究得出的新的道德准则和社会准则的挑战,并最终为后者所取代.有关人类本身的一种新概念已逐渐形成——它体现了对人类的尊严和创造力的一种新的信心.人类无须一心想着神对来世会作何判决,而只须发展自己生来俱有的潜力,尤其是思考能力.荷兰的司铎兼学者伊拉斯谟曾得意洋洋地发表了人类既非野兽又非野蛮人这一认识.他说：
现在,人之所以为人,就因为人具有理性.如果树木或者野兽在成长,那么真的,人当然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模样.从前的人生活在森林之中,他们的所作所为没有法律作指导,仅仅受其自然的需求和欲望的支配,其群体内部绝无秩序可言；因此,与其将他们看成人,不如把他们当做野兽.
对人类及其能力的新的强调,显然比早先中世纪的观点更有助于海外扩张.另一方面,这一点很易被夸大,故需认真纠正.实际上,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并不着重科学.当时一些最主要的人物看待事物,往往是从哲学和美学的角度出发,而不是持怀疑和客观的态度.他们程度不同地保留了某些中世纪的思想方式.他们坚持相信和赞美那些怪诞的和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他们继续寻找哲学家的点金石.他们仍然相信星占学,并将它误作天文学.宗教改革运动也没有改变这种反人文主义者的倾向.16世纪时,路德和加尔文认为人类孤弱无助和腐败堕落的观点,正如人文主义者对人类的颂扬,是一种新的见解,而且其影响较后者要大得多.实际上,宗教改革运动代表一种只是在16世纪变得更强烈的反观世主义和反求实主义的倾向.
从事海外扩张的伊比利亚的先驱者肯定不是人文主义者.例如,航海家亨利王子被他同时代的人描绘成是一个刚直、虔诚、勇武的禁欲主义者而非人文主义者.虽然他总是慷慨地资助海员和测绘人员,但是,对于学问和各种技艺并不感兴趣.人们传说,他曾在萨格里什兴办一所教授天文学和数学的学校,那仅是一则虚构的故事.有位研究欧洲扩张的著名历史学家说："不管对文艺复兴作何解释,……地理大发现的早期的进行是在中世纪的种种动机和设想的伴随下,独自开始的.亨利王子和他手下的船长们基本上都是中世纪的人.甚至哥伦布……从事他那举世闻名的冒险事业时的思想大体上也是中世纪的,传统的."
因此,用"新的智力水平"所能解释的与其说是1500年以前欧洲扩张的起因,不如说是1600年以后欧洲扩张的动力和具有不可抵挡的力量的缘由.不过.对后者加以解释,其本身也非常重要.事实依然是,在西欧,曾有过一场思想骚动,而在欧亚其他地区则没有.这一根本的不同之处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在中国,儒教继续在社会中居支配地位.它尊崇老年人,轻视年轻人；尊崇过去,轻视现在；尊崇已确认的权威,轻视变革；从而,使它成为保持各方面现状的极好工具.最终,导致了处处顺从、事事以正统观念为依据的气氛,排除了思想继续发展的可能；这一点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中国尽管最初在发明造纸、印刷、火药和指南针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后来却在技术上落后于西方.中国人在作出这些早期的发明之后,未能提出一系列科学原理.
欧亚其他国家的情况基本上与中国相同.例如,在奥斯曼帝国,穆斯林的学院为了强调神学、法学和修辞学而不惜舍弃天文学、数学和医学.这些学院的毕业生对西方正在做些什么一无所知,而且也毫无兴趣去弄清楚.没有一个穆斯林土耳其人会相信,一个信基督教的异教徒能教给他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虽然有时也会出现某个富有远见的人,警告人们要注意这种将奥斯曼帝国与邻近的基督教世界隔开的思想的铁幕所带来的种种危险,但这样的人极为难得.土耳其著名的历史学家、文献学家和百科全书编纂者卡蒂布·切莱比是其中的一个.他生活在17世纪上半世纪.因出身于贫困家庭,他未能受到正规的高等教育.不过,结果是塞翁失马.他可不必对穆斯林的圣学进行表面的、析理过细的专门研究,而这种研究当时已成为土耳其教育的主要特点.他靠自学成材,这一事实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何以会对西方的学问毫无偏见.
切莱比一生著述颇多.在土耳其舰队于1656年遭到惨败后,他编了一本简明的海军手册.在该书序言中,他强调了掌握地理学和地图测绘学的必要性.他写道：
对于负责国家大事的人来说,地理学是一门必须掌握的学科.他们可以不清楚地球的全貌,但他们至少应当熟悉奥斯曼帝国及其邻国的地图.这样,当他们必须派军队作战时,就可以在掌握知识的基础上进行,入侵敌国和守卫边疆也就会成为一件较容易的事.与那些对地理学一无所知的人商议,是决不会取得令人满意的取代地图的效果的,即使他们是当地富有经验的人.这类富有经验的人大多不能粗略地绘出自己家乡地区的地图.
异教徒们因尊重地理学一类学科并加以应用,故而发现了美洲大陆,并能横行于印度市场；这一事实,足以令人信服地证明学习地理学的必要性.
切莱比抓住了欧洲在思想方面的进步和其海外扩张之间的联系.切莱比死于1657年,在去世前的最后一部著作里,他警告他的同胞们说,如果他们不放弃自己的教条主义,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在观察这一世界时瞪起犹如牛眼一般的大眼睛".他的预言颇有先见之明.土耳其人仍然沉浸在自己的宗教迷信中,并同其他非西方民族一样,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基督教异教徒凭借自己的新学问,最终不仅成为美洲的主人,而且成为古老的伊斯兰教帝国和德教帝国的主人.
三、扩展中的经济
中世纪时西欧地区经济的显著发展是促使西欧向海外扩张的一个无可争辩、显而易见的因素.西欧地区迅速增长的经济资源和生气勃勃的活力使西欧能对哥伦布发现美洲作出巨大反响.这种反响全然不同于早先对维余人探险所作出的反应,因为后者是微不足道、毫无成效的.这里应该指出,中世纪时期,欧洲经济的发展并不是连续不断的.从900至1300年,经济稳步增长,但14世纪时,出现衰退,这由多种因素结合所致.这些因素包括：连年的粮食歉收和饥荒——1315年和1316年时,粮食歉收和饥荒的程度尤为严重；黑死病——它首次发生于1348至1349年,夺去了城市居民中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人的生命,以后它又周期性地发生,持续了好几个世代；英法两国间的百年战争和德、意国内的其他冲突.不过,1400年后不久.经济开始复苏,从那时起,经济发展的趋势通常是向上.
因此,西欧经济除了在14世纪曾衰退外,在中世纪早期几个世纪以后,一直保持相当稳定的增长.其原因之一是,1000年以后,外来入侵随着马扎尔人和维金人终止进攻而告停止.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使西欧免遭东欧那种因接二连三的外来猛攻所致的破坏；这种外来猛攻在东欧一直持续到17世纪末土耳其人惨遭失败时为止.在那些世纪里,东欧对西方起着减震器的作用,从而大大帮助了后者的发展,这一点至今未得到充分认识.
这一点也部分地说明了在10至14世纪间中欧和西欧的人口显著增长的原因.当时,那里人口约增长了50%；这一增长率在今天看来似乎微不足道,但在当时,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面积大体相当的地区所无法与之相比的.人口的激增促使人们努力改进灾业技术以支持人口的增长,而粮食的增长转而又使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成为可能.
欧洲提高农业产量的途径有两条.一条是发展细耕农业,即改进耕作方法.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从8世纪起,逐渐采用三轮制的耕作方法.这种方法使休耕的土地由占耕地总面积的二分之一减至三分之一,放大大提高了生产率.更有效地使用马力也帮助了农业的发展.在古代,马在农田里派不上什么用以因为那时所使用的轭在马使劲拉东西时,会将马脖子扼得透不过气来.此外,由于没有钉固蹄铁,马常常折断蹄子,成为废物.不过,到10世纪时,欧洲发明了架在马肩上、不会扼住马脖子的马颈圈.另外,还发明了马蹄铁和串联式马具；后者可用来使一对以上的马共同拉一车货物.最后结果是,速度较牛快、能力较牛强的马从此以后成为农业经营中必不可少的动力之源.
欧洲提高农业产量的另一条途径是发展大面积耕种,即开发以前未耕种过的地区.12世纪时,法、德、英三国得到耕种的土地仅分别占各自全部土地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和五分之一左右；这一事实颇令人吃惊,然而,是千真万确的.当时,其余的地方都是森林、沼泽和荒地.在小片已得到耕种的地区的周围是大片尚未开垦、有待拓居的区域.欧洲的农民络绎不绝地进入这些空无人迹的区域,清除森林、烧掉灌丛、排干沼泽,为犁和锄头开路.农民们不仅耕作他们所在地区中的处女地,而且还向东迁移,进入东欧和南欧的人口稀少的广大地区.正如美国曾有过西抵太平洋的西进运动那样,欧洲也有过东达俄国边界的东进运动.例如,到1350年,在西里西亚已有1500块新拓居地,由15至20万名殖民者耕种.
新开辟地的召唤力松弛了农奴制的束缚.过去的种种勒索和限制已不能无限期地强加于人们,因为他们已知道,往东去,可得到个人自由和廉价土地.农奴主必须减少自己的要求,否则,就要冒农奴们纷纷逃跑的危险.确实,后来在15和16世纪时,农奴制曾被强加给易北河以东一向自由启在的移民们.那时,粮食和林产品价格上涨、市场扩大,农奴主要趁此机会牟利,就必须确保劳动力的供应,为此,他们强制推行农奴制.但是,在此期间,西方的农民们大体上已自由起来,并保持了自由,只是种种约束的最终解除须待到 18世纪末即法国大革命开始后.农奴制的削弱是欧洲扩张的先决条件.它造成了一种更易变动的社会,这种社会能积聚起资本,为探险、征服和殖民提供所需的组织和自由的劳动力.因此,欧洲诸国从事海外冒险事业的成功的程度与其摆脱封建束缚的程度成正比,并非偶然.
人口的增长和农业的发展相应地促进了商业和城市的发展.剩余粮食由船从新农田运回人口更稠密的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则向新开辟地区提供其所需的各种工具和制成品作为回报.于是,商业繁荣,城镇兴起,尤其是在波罗的海沿海一带.经济的这种发展极其重要.它表示西北欧开始崛起；这一趋向后来帮助英国人和荷兰人在全世界使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黯然失色.
不仅欧洲内部的贸易在发展,而且欧洲和外部世界之间的贸易也在发展.这时的国际贸易的发展也是随着维金人终止劫掠活动而开始；维余人多次侵袭欧洲的恐怖曾在9和10世纪笼罩从北极区到西西里岛的欧洲沿海地带.国际贸易发展的另一动力来自从11世纪起的十字军东侵.成千上万的欧洲人参加了这一次次的远征；他们回国后仍垂涎于自己在东方所见到和享受到的种种奇妙的奢侈品.此外,十字军东侵还使欧洲人从穆斯林手中夺得地中海,使地中海如在古代那样,再一次成为东、西方之间的商船的大通道.国际贸易发展的第三个原因是,13世纪时,蒙古帝国建立,它把前所未有的统一强加给辽阔的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欧洲的商人,尤其是意大利人,利用当时的和平、安全和妥善护养的道路,几乎直接与东方进行贸易.
贸易关系的扩大和加强产生了重大影响.欧洲经济适应国际贸易的程度开始远远超过东方诸较为自给自足的帝国的经济.欧洲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变得习惯于并依赖于外国的商品和市场.随着人口的增长,交易的规模也增大.人口压力加之诸国家和城市国家之间的竞争的促进力,驱使商人们去寻找新的产地、新的路线和新的市场.他们的竞争态度截然不同于同时代的中国人；中国人虽曾航海数千哩,但完全是出于非经济方面的原因（见本章第七节）.他们对贸易毫无兴趣,只是将诸如长颈鹿一类的奇珍异兽带回自给自足的祖国,以取悦他们的皇上.由于明显的地理方面的原因,欧洲完全做不到自给自足,它迫切需要香料和其他外国产品.这一需要与迅速发展的经济活动及蓬勃的经济活力一起,最终使欧洲人航行于各大洋,使欧洲商人遍布每一个港口.
四、技术的发展
与经济的扩展有密切联系的是技术的发展,它是欧洲扩张的先决条件,因为欧洲人如果没有适当的海船和航海设备,原本是不可能抵达印度和南北美洲的.欧洲人在发展航海装备方面之所以能成功地取得技术上的重大进展,原因在于,中世纪时期,他们在改进各种工具和技术方面稳步地取得了虽并不惊人但极其重要的进步.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林恩.怀特教授评论说："中世纪后期最可夸耀的不是那时的大教堂、史诗或经院哲学,而是有史以来首次建立的一种复杂文明.这种文明并非建立在挥污苦干的奴隶或苦力的背脊上,而主要以非人力的动力为基础."为碾谷、伐木、排干沼泽和矿井而发明并使用的水车和风车,可代表这种"非人力"的动力之源.其他有用的发明包括木匠用的创、曲柄、独轮小车、纺车和运河闸门等.确实,希腊人和罗马人尽管在哲学和艺术上成就极高,但在以机器力量减轻人类的辛苦劳作方面,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所取得的成绩却还不及中世纪的欧洲人在短短数世纪里所取得的.这大概是因为欧洲较缺乏人力,而那种不发达的新开辟地的社会也颇需劳力,从而促进了发明的缘故.由于中世纪的欧洲人从奴隶或农奴经济开始转入由机器力量推动的经济,西方的文化发展获得了一种新的动力.
希腊语学者兼天主教枢机主教贝萨里翁曾在1444年写过一封信,对中世纪时西欧人在技术上所取得的进步作了有趣的说明.这位学者原先在罗马住过多年,意大利手工业的先进水平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他给拜占庭摩里亚自治省当时的统治者君主坦丁·帕莱奥洛古斯去信,建议悄悄地派"四或八名男青年"前往意大利学习手工业技术,并学习意大利语"以熟悉他信上所说的东西".贝萨里翁对排除手工劳动的水力锯机的印象尤为深刻.他提到了"锯木头用的自动锯机和运转得极快、极整齐的水车".他对水力风箱也念念不忘,他写道,"在冶炼和分离金属时,他们用的是皮风箱,这种风箱无须用手操作,便能膨胀和松弛,将金属从原先泥土似的无用物质中分离出来".贝萨里翁还谈到,在意大利,"任何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学到炼铁知识,这种知识对于人类极为有用且必不可少".这封信作为一个证据,其意义十分明显：中世纪时,西欧在技术上所取得的进步是如此巨大,以致一个东方人首次建议应派学生去西方学习"各种实用的技艺".
就欧洲扩张来说,最重大的技术进步表现在造船、航海设备、航海术和海军装备方面.在1200至1500年间,欧洲普通船舶的吨位增加了一倍或二倍.载重量为150至200吨的狭长桨帆船让位于600至800吨的圆体帆船.13世纪时采用的艉舵迅速取代了旧时效率较低的侧向操舵装置.另外,同样重要的是,14世纪时,葡萄牙人改制了阿拉伯人的三角帆索具,使船能够更直接地逆风航行.船的构造和索具方面的这些进步表示原先在北欧、地中海和中东发展起来的船的一些优点已结合成一体.最后结果是,船的规模更大、速度更快、操纵更灵便.此外,经济效益也更高,因为这时的船排除了100至200名划手及其口粮和装备,从而大大增加了载货容积.
与造船方面的进步紧相连的是航海术的进步.在航海水方面,最重要的贡献来自地中海地区.那时,中国人似乎已拥有磁罗盘,但是,至今不能确定,欧洲人是从中国人还是从作为中间人的阿拉伯人那里获得磁罗盘.也许欧洲人的磁罗盘是12世纪时由他们自己独力研制成的,地点可能在意大利的阿马尔菲城.无论如何,虽然罗盘对航海者来说,是一种最有用的仪器,但使用时,须得到其他几种仪器的配合.星盘,即一种用以观测天体高度的铜制刻度盘,早在800年以前便已为世人所知,但直到1485年前后,才首先由葡萄牙人在西方的航海中予以使用.这种仪器颇为昂贵,故很快被结构较简单、造价较低廉的象限仪所取代.经度测定引起的问题不只一个.虽然用砂漏可大致地估计时间,但要精确地计算时间,只有待到17世纪伽利略发现摆动原理时.
航海者也得到了航海情报汇编和地图的帮助.中世纪地中海水手的一些航海因是最早额准确的地图,图上清楚地标明了精确的罗盘方位及关于海岸线和港口的详细情况.到14世纪时,绘制地图的技术已有了相当的发展,发展的主要中心地在热那亚和马霍卡.中世纪时,一些博学的教条主义者老是争论着人能否在赤道经受住致命的日光和翻腾的海水；与这些教条主义者的著作相比,中世纪的航海图注重事实、客观,使人耳目一新.以下这两段话引自15世纪的航海图,可作为图上那些如实、精确的文字说明的例证：
驶入港口时,请当心暗礁浅滩.船的航行须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