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需要全部完成2个题目）：

题目（需要全部完成2个题目）：
（1）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简要分析革命党和执政党的区别.
（2）简要比较政治发展的早发内生模式和后发外生模式.

革命党和执政党有何区别?
　　当各路时事观察家纷纷按照自己的视角来解读中共16大的新气象时,这是一个最终无法绕过的话题.
　　新党章里开宗明义地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补充的后一句表明一个政党的使命在悄然改变,或者说扩大.概括而言,中国共产党正在经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
　　同为政党,两者在最大限度追求权力的诉求上并无多大区别.但是,使命的差异使这两者在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上又截然不同.这种不同让新一代共产党人面临一个新的课题:学习执政.
　　学习执政?对于执政50多年的共产党来说还是一个问题吗?不过,虽然掌握政权50多年了,一些领导干部仍没有完全树立执政党的意识,依然按照革命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来运作.比如,以单一的意识形态来划分阵营并依此确立分享权力的资格；以内部纪律和规定代替法律来管理社会事务；以严密组织、高度统一的方式来规范全国性事务—即使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这些革命党的行为模式在革命时代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显然不是完全适合对现代政府的管理.
　　自1911年清朝垮台,中国建立现代政府的历史还不到100年.民国初期北洋军阀政府及随后的国民党政府中各种“硬件”要素一应俱全,但要么照猫画虎,不伦不类；要么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党国一体实行军政训政.而新中国的前30年,革命仍然是非常时期的政治主调,离正常的执政始终有一定距离.对于现代政府的执政运作,我们的经验还不足够.这是对新使命下的共产党和新一代领导人的最大考验.这种考验下,有许多执政的新课题需要学习研究.
　　在16大的新气象中,至少有两点可以看作是“执政思路”的结果：
　　1、把党的组织基础扩大到工人农民之外的所有社会阶层.这意味着对原先不同“阵营”的优秀分子,不仅仅是允许其参政议政,而是进一步欢迎加入执政的行列.建立更加开放的组织体系正是执政党的显著标志.
　　2、过去,在中国政坛第一方阵—中央政治局的组成人员中,一向是以在中央工作的领导为主.如15届政治局23名成员,除了7名常委,2名军方代表,其他的名额分配是：书记处3名、副总理3名、国务委员3名(其中一名兼任书记处书记)、人大系统2名、地方代表4名.而新一届政治局的25名成员中,竟有8名现任地方首脑.如果加上新晋京的前地方领导,总数已达13人.显然,这样的权力结构更能反映现实的权力要求和实力分布.多种利益代表声音的加强,意味着更多的谈判、协商、交易、平衡和透明,而非传统金字塔式权力下无条件的命令和服从.
　　现代政府所讲究的权力艺术,归根到底是谈判机制的引入.无论是何种形式的代议制和分权方式,对谈判和协商的信任是前提,这代表着对不同利益诉求的尊重.当这样一种机制不能顺利地建立和运作时,往往会出现“语言统一在先,行动异议在后”的混乱局面.而非充分争议,坚决执行的现代决策模式.
　　在中国,中央与地方的利益拉锯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甚至决定着中国经济乃至其他事务的兴衰起伏.就像中国特色的经济周期,总是与中央对地方经济政策的一收一放紧密相关.利益差异本身并不可怕,让人担忧的是处理差异的方式.温州是一个例子.当温州政府忠实地执行国家统一的土地政策时,众多无地可用的当地企业只好停止投资而纷纷外迁.为什么不能让温州拥有更多的工业用地而让其他的农业地区储备更高的耕地比例?在现有的利益博弈方式中,这是没有答案的问题.中国太大,而大部分社会事务都是地方性的,需要区别对待,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政策来处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平衡不同利益,如何处理争议,如何倾听多种声音……这都是执政党的新课题.
　　在以成熟的革命经验取得政权后,需要学习执政,需要训练执政的技巧,这不是让人难堪的事,而是所有执政党的首要任务,正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态度.
　　早发内生型（西方国家）；
　　后发外生型（发展中国家）.
　　差别：
　　第一：早发国家政治发展起步较早（英法于公元1500年）；
　　后发国家政治发展起步较晚（二战后）.
　　第二：早发国家最初动力来源于社会内部；
　　后发国家动力与外部文化传播和外部挑战密切相关.
　　第三：早发国家政治发展的主导力量是市民阶层和资产阶级；政治变迁一般自下而上；
　　后发国家政治发展的主导力量来自国家和政府,政治变迁一般自上而下；
　　第四：早发国家的政治发展随贸易扩展和工业革命而运动；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基本同步进行；
　　后发国家政治发展一般发生于工业化之前,在经济起飞后,政治发展往往滞后于经济发展,两者不能同时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