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有哪几个哲学家 简述一下他们的思想

明朝有哪几个哲学家 简述一下他们的思想

王守仁(即：王阳明)
心外无理
　　王守仁秉承陆九渊的学说,使陆的思想得以发扬光大,因此他们被称为“陆王学派”.陆九渊从“心即理”说出发,认为格物的下手处,就是体认本心.王守仁并不满意陆九渊的解释,他说：陆象山之学,“其学问思辨,致知格物之语,虽亦未免沿袭之累”. 　　王守仁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故提倡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认为“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 　　正如陆九渊所言“心接具是理,心即理也”,何消外求?故明“本心”则明“天理”.故王守仁强调：“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不可以心外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
在知与行的关系上,王守仁从“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出发,他反对朱熹的“先知后行”之说.王守仁认为既然知道这个道理,就要去实行这个道理.如果只是自称为知道,而不去实行,那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道,真正的知识是离不开实践的.比如,当知道孝顺这个道理的时候,就已经对父母非常的孝顺和关心；知道仁爱的时候,就已经采用仁爱的方式对待周围的朋友,真正的知行合一在于确实的按照所知在行动,知和行是同时发生的.他的目的在于“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需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 　　对于朱熹的“先知后行”等分裂知与行的理论,王守仁在他学生编著的《传习录》中是这样理解的,古代的圣贤在看到很多人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知上,而忽略了行,认为这样下去会造成浮夸的风气,于是开始强调要知,更要行,而后世的人就理解为要先知而后行,这就错误的理解了圣贤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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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
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
“太虚一实”的唯物论思想 　　在本体论方面,王夫之发展了张载“知太虚即气则无’’无’’”的思想,对“气”范畴给以新的哲学规定,对理气关系、道器关系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理论探讨,作了明确的唯物主义解释. 　　他认为,整个宇宙除了“气”,更无他物.他还指出“气”只有聚散、往来而没有增减、生灭,所谓有无、虚实等,都只有“气”的聚散、往来、屈伸的运动形态.他按当时科学发展水平,举例论证“气”的永恒不灭性,认为这种永恒无限的“气”乃是一种实体,并提出“太虚,一实者也”,“充满两间,皆一实之府”等命题,力图对物质世界最根本的属性进行更高的哲学抽象.他把“诚”训为“实有”,以真实无妄的“实有”来概括物质世界的最一般属性.他还认为,客观世界万事万物的本质和现象都是客观实在的,“从其用而知其体之有”,“日观化而渐得其原”,可以通过认识各种物质现象而概括出它们的共同本质.从而否定了唯心主义空无本体的虚构. 　　在理气关系问题上,王夫之坚持“理依于气”的气本论,驳斥了程朱理学以理为本的观点.他强调 “气”是阴阳变化的实体,理乃是变化过程所呈现出的规律性.理是气之理,理外没有虚托孤立的理.从而批判了从周敦颐到朱熹所坚持的气外求理的唯心主义理论.王夫之结合对“统心、性、天于理”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的批判,强调指出：“盖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气上说,若无气处,则俱无也.”明确地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气本论. 　　唯物主义的道器观 　　王夫之坚持“无其器则无其道”、“尽器则道在其中”的唯物主义道器观,系统地驳斥了割裂、颠倒道器关系的唯心主义思想.他给传统道与器范畴以新的解释,认为“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器”所标志的一般（共同本质、普遍规律）和个别（具体事物及其特殊规律）,两者是“统此一物”的两个方面,是不能分离的.他提出“天下惟器而已矣”的命题,肯定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具体的存在,任何具体事物都具有特殊本质,又具有同类事物的共同本质,“道者器之道”,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终无有虚悬孤致之道”.犹如没有车马便没有御道,没有牢醯、璧币、钟磬、管弦便没有礼乐之道一样.他明确指出,在器之外、器之先安置一个“无形之上”的精神本体,乃是一种谬说.他通过论证“道”对于“器”的依存性,得出了“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的结论,驳斥了“理在事先”、 “道本器末”的观点.王夫之的唯物主义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顶峰. 　　“太虚本动天地日新”的辩证法思想 　　在发展观方面,王夫之综合以往丰富的认识成果,并对自己所面对的复杂的社会矛盾运动进行哲学概括,对中国古代辩证法的理论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夫之基于“□□生化”的自然史观,与宋明以来流行的主静说相对立而坚持主动论.他提出“物动而已”,“动以入动,不息不滞”,“天地之气,恒生于动而不生于静”,把自然界看作永恒运动化生着的物质过程.他否定了周敦颐、朱熹所宣扬的太极动静而生阴阳的观点,指出：“动而生阳,动之动也,静而生阴,动之静也,废然无动而静,阴恶从生哉”.说明运动是物质世界所固有的,否定从气以外寻找事物运动原因的外因论.他针对王弼“静为躁君”、“静非对动”的动静观,明确肯定“静由动得”而“动静皆动”.但他并不否认静止的意义和作用,以为相对的静止是万物得以形成的必要条件.阳变阴合的运动过程本身包含着动静两态：绝对的动,相对的静.这样,否定了主静说,又批判了割裂动静的各种形而上学的运动观,更深一层地阐述了动静两者的辩证联系. 　　王夫之发展张载的气化论,强调“天地之化日新”,把荣枯代谢、推移吐纳看作是宇宙的根本法则.他认为任何生命体都经历着胚胎、流荡、灌注、衰减、散灭诸阶段,前三者是生长过程,后二者是衰亡过程,而就在“衰减”、“散灭”过程中已经孕育“推故而别致其新”的契机,旧事物的死亡准备了新事物诞生的条件,“由致新而言之,则死亦生之大造矣”.这种变化发展观,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并富于革新精神. 　　王夫之把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明确地归结为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认为“万殊之生,因乎二气”.他在张载“一物两体”学说的基础上开展了他的矛盾观,提出“乾坤并建”,“阴阳不孤行于天地之间”,肯定矛盾的普遍性.对于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的关系,他进一步分析指出,任何矛盾都是相反相成的,一方面“必相反而相为仇”,这是排斥关系；另一方面“相反而固会其通”,这是同一关系.这两重关系,不可分割,“合二以一者,就分一为二之所固有”.但他更强调“由两而见一”,认为矛盾双方绝非截然分开,而是“反者有不反者存”.按他的分析,“阴阳者,恒通而未必相薄,薄者其不常矣”.矛盾双方互相逼迫、激烈搏斗的状态是“反常”的,而互相联合、贯通,保持同一性状态才是“正常”的.在他看来矛盾是相互转化的,有时会发生突变,但在更多的情况下,转化是在不断往复、消长中保持某种动态平衡而实现的. 　　王夫之的辩证发展观,尤其是他的矛盾学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他过分强调矛盾的同一性,则是时代给予他的局限. 　　因所以发能、能必副其所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王夫之利用和改造了佛教哲学的“能、所”范畴,对认识活动中的主体和客体、主观认识能力和客观认识对象加以明确的区分和规定,强调“所不在内”,“必实有其体”和“能不在外”、“必实有其用”,二者不容混淆、颠倒.他认为“能”和“所”的关系,只能是“因所以发能”,“能必副其所”,主观认 识由客观对象的引发而产生,客观是第一性的,主观是客观的副本.从而抓住了认识论的核心问题,表述了反映论的基本原则.据此,他批判了沿袭佛教的陆王心学“消所以入能”、“以能为所”的观点,并揭露其内在矛盾,认为：“惟心惟识之说,抑矛盾自攻而不足以立.”他对“惟心惟识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