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鹊做题网要体现人物高贵品质的话剧作文 急阿 最好十分钟以内
来源：学生作业帮 编辑：灵鹊做题网作业帮 分类：综合作业 时间：2024/04/29 17:56:19
要体现人物高贵品质的话剧作文 急阿 最好十分钟以内
1905年5月,京张铁路总局和工程局成立,以陈昭常为总办,詹天佑为会办兼总工程师,1906年詹天佑又升为总办兼总工程师.詹天佑清楚地知道这一任务的艰巨性,他首先必须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冷嘲热讽：有人说他是“自不量力”,“不过花几个钱罢了”,甚至说他是“胆大妄为”.他给他的美国老师诺索朴夫人的信中就这样说：“如果京张工程失败的话,不但是我的不幸,中国工程师的不幸,同时带给中国很大损失.在我接受这一任务前后,许多外国人露骨地宣称中国工程师不能担当京张线的石方和山洞的艰巨工程,但是我坚持我工程”.充分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心和民族责任心.
帝国主义无时不想夺取此路,工程一开始,日本人雨宫敬次郎就上书袁世凯说：中国人无力修成此路,不如聘请日本技师较为稳妥.英国人金达也来替日本说项.詹天佑以此路决不任用任何一个外国人为由断然拒绝.居庸关遂道工程开始后,三五成群的外国人,以打猎为名常来窥探,他们希望工程失败以便乘人之危.詹天佑以出色的成绩为中国人出了这口气.
人物形象塑造问题,是戏剧创作的中心问题.四年来,我们的戏剧创作最突出的成就和最鲜明的特色,就是塑造了一系列各种各样、活生生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塑造了众多的富有时代光彩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给我国戏剧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了异彩.这些人物形象无论是从多样性上,还是从真实性和典型性上；无论是从反映生活的广度上,还是从艺术的创新上,在我国当代甚至现代的戏剧史上,都有新的突破,表现了新时期我国戏剧文学发展的水平.认真研究这一时期戏剧文学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成功与不足,特别是着重探讨一下如何塑造众多的个性鲜明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形象,这对于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戏剧创作的质量,我认为是极有意义的.
一
文学是时代的骄子,是人生的镜子.戏剧小舞台从来就是人生大舞台的缩影.在人类历史的大舞台上演出的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悲欢离合的话剧,都是由社会生活里各种各样的人物所组成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既然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那么,现实生活中人物的多样性,也就必然要求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多样性.这既是现实生活复杂性、丰富性的反映,也是艺术自身规律的要求.古今中外任何一部传世之作,无不都是塑造了活生生的各种各样的人物典型,从而深刻地反映和描绘了那个时代的生活和风貌.
人物形象的多样性,这本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一个极普通的常识性问题,但是由于在我国长期以来逐渐形成的左倾思潮的干扰和文艺理论上教条主义的束缚,一直没能很好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中.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塑造了一大批各种各样、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们都带着自己特有的丰采,比肩接踵地从生活中走到舞台上来,深受广大人民欢迎.
在众多的人物形象中,首先闯上舞台的,是在那十年浩劫的年月里,坚持同林彪、“四人帮”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英雄人物.比如讽刺话剧《枫叶红了的时候》中的某科研单位党委书记冯云彤、（以下不注明剧种的剧目均为话剧）《丹心谱》中的老中医方凌轩、《沉浮》中的著名海洋科学家东方骥骅、《心在跳动》中的外科医生罗秉真、《童心》中的退休老教师童心、《于无声处》中的老干部梅林、革命青年欧阳平、歌剧《星光啊星光》中的公安厅长祝久鸣、年青的公安战士田茹星、《泪血樱花》中的著名医生秦滔、《为了祖国》中的舰船业工程师陆国江、《啊,大森林……》中的年轻一代林宁、《神州风雷》中的人民解放军干部郝志刚等,剧作家们通过塑造这样一批坚定、沉着、英勇无畏,为真理而斗争的包括各级领导干部、知识分子、革命军人、一般群众、青年一代等英雄形象,比较深刻地反映了我国人民在各个领域和各条战线上对“四人帮”及其爪牙进行的剧烈、曲折和复杂的斗争,全面地揭露了林彪、“四人帮”一伙篡党夺权的种种阴谋活动,使人们惊觉起来,感奋起来.正是从他们身上,人们看到了前途和光明,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和未来.
与这些英雄人物同时出现在戏剧舞台上的,是一批反面人物的形象,比如,庄济生、康家骏、杨慕林、何是非、徐家茂、许泯一、程高等等,他们不是仅仅作为英雄人物的陪衬被“鬼”化了,而是作为活生生的人,带着自己独特的经历而出现在舞台上.戏剧这样大规模地、集中地在一个短时间内反映我们国家、我们党内的斗争,还是第一次.这里需要特别一提的是《枫叶红了的时候》,这个话剧在创作上的突出贡献是把讽刺对象置于舞台中心尽情鞭笞,大胆地冲破了“四人帮”设置的“舞台专政”论的禁区,从而为新时期戏剧文学人物的多样性开拓了道路.在反面人物塑造上,《丹心谱》中的庄济生、《于无声处》中的何是非这两个人物形象的经验值得重视.这样的人物,过去在我们的舞台上还未出现过,剧作者没有把他们漫画化、脸谱化,没有把他们作为又傻又笨的草包和不堪一击的懦夫,而是作为反动丑恶势力的代表,作为矛盾的一方而出现的.作者着力勾画了他们作为伪君子、两面派的性格和追名逐利,政治上投机,科学上撒谎,出卖真理,出卖原则,出卖战友的丑恶灵魂和叛徒嘴脸,比较真实地刻划了他们那充满矛盾的复杂曲折的心理演变过程,并挖掘了产生这种丑类的政治、历史根源.从总的看来,在众多的人物形象中,反面人物的塑造仍是一个薄弱的环节,在有些反面人物塑造上把过多的笔墨放在对他们外在丑恶的揭露上,这就多少冲淡了对丑恶、卑劣的内心世界的剖析,因而给人以有些漫画化的感觉；有些反面人物还缺少独特的个性特征,从出身、经历、身份,到年龄、相貌以至职业等,仍给人以雷同的印象.
新时期戏剧文学中的人物塑造,最鲜明的突破,是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带着文学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异彩,气宇轩昂地进入我国戏剧艺术的人物画廊.粉碎“四人帮”不久,《曙光》最先塑造了贺龙那质直而光辉的形象,表现了以贺龙为代表的革命者,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全党时忍辱负重、艰苦斗争的历程.接着,如雨后春笋般地又涌现出了《东进!东进》、《报童》、《西安事变》、《陈毅出山》、《秋收霹雳》、《杨开慧》、《滚滚黄河》、《朱德将军》、《江南一叶》、《大江东去》、《回师北上》、《陈毅市长》以及京剧《南天柱》、秦腔《西安事变》、越剧《三月春潮》、《报童之歌》等剧目,塑造了陈毅、周恩来、毛泽东、朱德、董必武、叶挺等光辉形象,歌颂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丰功伟绩,反映了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各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些剧目坚持革命现实主义原则,调动了话剧、京剧和地方戏曲的各种艺术手段,坚持写人,不写“神”,大胆表现老一辈革命家作为生活中活生生的人的那种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从平凡中见伟大,从质朴中现崇高,因而,塑造出来的光辉形象栩栩如生、可亲可敬,这在以往的戏剧创作中是少见的.当然,为了塑造更令人难忘的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形象,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形似与神似以及运用典型化原则等方面尚需作进一步努力.
更令人兴奋的是,在向四个现代化的进军声中,我们剧作家的笔触伸向了更广阔的领域,及时地塑造了一系列具有鲜明特点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如李健、白洁（《报春花》）、梁言明、李丽（《未来在召唤》）、罗放、罗丹华（《权与法》）、方媛（《救救她》）、肖博琛、何梓源、叶捷珊（《原子与爱情》）、杨厂长、刘南昌（《为了幸福,干杯!》）、周继武、向来位（《向前!向前》）、周铁、雷震（《这里通向云端》）等等,以各自不同的风骨英姿出现在舞台上,为戏剧艺术的人物画廊增添了一个个不寻常的、绝不与任何其他人物雷同的独特而又真实的新形象,揭示了我国人民在新长征路上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展现了我国人民向四化进军的壮丽图景.这些新人形象是四化的带头人,驰骋在向四化进军的前哨阵地上,他们作为人民的代表,有些还作为党的领导者,肩负着时代的重担,呼喊着人民的心声.他们虽然在不同的岗位上,遇到的问题不一样,解决矛盾的方式也不同,并有各自的性格和各自的痛苦,但是他们都有着我们时代社会主义新人那种所共有的宝贵的素质,就是都坚决贯彻党的三中全会精神,思想解放,对阻碍四化建设的一切陈腐落后的事物,对现代迷信、特权思想、思想僵化和官僚主义现象,英勇地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猛烈的冲击、鞭笞,或严肃地热情地批评帮助,从而鼓舞人们为扫除这些障碍而斗争.
同这些社会主义新人交相辉映,出现在戏剧艺术人物画廊中的是一批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对立面人物形象,如吴一苹、于冠群、关天雄、卫龙以及曹达等.他们都在我们的领导岗位上,担负着重要的职务.他们或是由于思想僵化、因循守旧,或者由于现代迷信的束缚,或者由于官僚主义、特权思想而成为四化的阻力,但是从矛盾性质来说,仍然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思想落后于时代、落后于人民,但他们中大多数人的本质是好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的岁月里,为人民做了好事,立下了功劳；在“四人帮”横行的岁月里,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迫害.这些形象,概括了我们现实生活中某类干部的思想状况,写好这一类人物,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和教育意义.这类人物在以前的创作中是不能写的,他们大多是党的书记,在某些人看来都是“党的化身”,写了他们的缺点、错误,就被说成是丑化了党的形象,攻击党的领导.现在,打破了这个“禁区”,他们作为矛盾的一方,敢于大胆而深刻地揭露了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同时也尖锐地揭示了造成他们犯错误的社会、历史根源以及主客观原因.
题材是人物形象产生的基地.只有不断开拓题材的广阔领域,人物形象的多样性问题才有可能真正地得到解决.“四人帮”横行时在题材上划了很多禁区,使戏剧人物画廊单调、贫乏,面目可憎.四年来,我们的戏剧创作不仅敢闯人物禁区,而且也勇敢地闯进了一个又一个题材的禁区,因而使人物画廊更加多种多样,丰富多姿.比如,知识分子题材,许许多多的科学家、教师、医生、技术员等等形象都争先恐后地进入了戏剧艺术的人物画廊；又如,表现爱情题材的,在“四人帮”横行时,这朵富有诗意和人情味的艺术花朵一度凋零了,但是她并没有在人们心中死去.这四年来她同人类其他感情一样自由地表现在戏剧舞台上.作为青年榜样的人物形象如周凌云、杜伟力（《爱情之歌》）、周援（《让青春更美丽》）、岳志鹏、盛敏（《婚礼》）、小燕（抑琴戏《大燕与小燕》）、刘明、路云（独幕话剧《约会》）、戴影恬（《她》）等等,这些剧目满腔热情地歌颂和赞美他们崇高而纯朴的爱情,抨击、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恋爱观,从而引导广大青年树立无产阶级恋爱观,正确处理恋爱、婚姻和家庭问题,为四个现代化的事业贡献力量.此外,还出现了表现青少年犯罪和社会教育问题的《救救她》、《姑娘,跟我走》等,反映中日、中美友谊和华侨题材的《泪血樱花》、《唐人街上的传说》等,以及历史题材的创作,如《王昭君》、《大风歌》等等.总之,四年来的戏剧画廊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人物,真是上下数千年,纵横千万里,构成了一幅巨大的中国历史的绚丽画卷,展现了我国戏剧艺术空前繁荣的景象.
四年来,我们的戏剧创作在人物多样性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思想解放运动带来的丰硕成果,也是不断开拓题材新领域的结果.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还是刚刚进入文艺领域,戏剧创作上对他们不是写多了,不是描写已经很够了,而是还没有充分地把他们描绘出来.比如,在四年来的戏剧人物画廊中,还很少见那种个性鲜明、饱满、风采独异的农村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这对于我们这个有着八亿多农民的国家来说,是很不适宜的；同时,就已经出现的新人形象来说,还没有写出他们已经达到的思想高度,在形象塑造上也有似曾相识之感.这正需要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在这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以争取“更丰硕的成果”.
二
新时期戏剧文学人物塑造的又一显明特色,是它的真实性.人物形象的多样性是以真实性为基础的.真实,不仅是艺术的生命,也是人物的灵魂.离开了人物的真实性,那么即使戏剧中塑造的人物再多,人们看来看去还是一个没有血肉的人,人物的多样化实际上就成为一句空话.
要创造真实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最重要的是写出人物丰富的感情,逼真地写出作为一个人的人情和人性.古今中外,任何一部优秀的剧作,任何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无不饱含着感情的浓汁.戏剧作品以情动人,这情包括作者的感情和人物的感情,作者的感情不能直接抒发,它渗透在人物形象的刻划之中,人物的感情是人物内心世界的具体的感性的表现,它的真实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物形象是否真实.人物的感情、人性表现得越真挚,抒发得越充分,人物的性格就越鲜明,作品的艺术魅力也就越强.
如何写人物的感情呢?首先,就是要敢于写人的命运.四年来的戏剧创作,很多人物形象之所以是活生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剧作家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通过写人物的命运,准确大胆地抓住了一个“情”字,酣畅淋漓地描写了人物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时,则更细腻真切地揭示了他们内心世界的感情波澜,开掘了他们感情世界那种高尚的无产阶级人性美和人情美,从而博得观众的共鸣,受到道德和情操的陶冶.《未来在召唤》中塑造梁言明形象的经验,颇值得注意.长期以来,戏剧中不大敢接触党的领导干部的感情世界,好象党的干部都不食人间烟火,不具有人的生活、感情和人性,连他们走路、讲话的姿势和腔调都是定型化了的.这种书记模式是不能感动人的.《未来在召唤》的作者在塑造梁言明形象时,十分注意写他的感情,把他内心深处的感情波澜写得很深,很准确,很充分.特别是在第十场后半段,老战友与他决裂了,李阿姨也走了,小浩从雨中回来,他望着儿子痛苦的神态,加上自己内心的苦恼,本来心里的苦酒已经够满了,偏偏儿子又加上一句,“我想妈妈……”,这重重的一击,仿佛击中了他内心感情上最伤痛的地方.在复杂的强烈的感情的冲击波面前,他的心肠也软了,开始矛盾甚至自责了,他向无形的空中问道：“也许……我太过份了?也许……我对现实要求过高了?”作者既不讳饰他的“战友之谊”和“儿女之情”,也不回避他的内心矛盾和思想斗争,所以这个党的领导者的形象,才不是“超凡入圣”的木偶人,也不是概念的传声筒,而是一个活生生的、“面颊有红润血色的活人”.（车尔尼雪夫斯基语）这种感情世界的真实描写,不但没有损害这一新人形象的光辉,反而更鲜明地充分地表现了他的感情的丰富性.让我们更感到他的真实可信,可亲可近.
其次,要敢于写人性.在四人帮独霸文坛时,写人物不敢写他富有正常人的人性,怕掉进万劫不复的“人性论”的深渊.毛主席说：“有没有人性这东西?当然有的.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1页）是的,人性表现在每个人身上都是具体的、独特的,而不是抽象的、超阶级的.文学要写人,就要表现人性.一个没有人性的人,还有什么真实性可言?人性是人物感情世界中最易拨动人们心弦的东西.观众看了话剧《救救她》以后,为什么对李晓霞这个人物那么关切?这个写“家务事”、“儿女情”的话剧,勇敢地面对现实,尖锐地提出了如何对待青少年犯罪的社会问题,就是通过塑造李晓霞这个被损害被侮辱的形象而体现的.李晓霞本是一个正直无邪、善恶分明的女孩子.不仅在校学习时表现不错,在下乡期间,她仍然表现得很好,而她受到的待遇却是征兵没有份,招生被挤掉.面对这是非颠倒的现实,她痛苦地感到前途渺茫,理想破灭.古语说：“哀莫大于心死”.正当她一个年轻姑娘的心缺少活气的时候,社会上的不之风终于把她刮上了歧途,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她自始至终尊敬方老师,坚贞不渝地爱徐志伟,出了车祸,她把老太太送进医院后自己才潜逃,她不愿给自己所爱的人带来痛苦而拒绝了志伟的爱情……这些隐匿在她内心深处的纯真的师生之谊、男女之爱,正是一个工人女儿的那种可贵的人性在熠熠闪光,这是她最后之所以能够转变的基础.李晓霞这个充满人性的人物,使我想起马克思当年在对欧仁·苏的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的分析批判中,所充分肯定的女主人公玛丽花身上所体现的人性.他说：“尽管她处在极端屈辱的境遇中,她仍然保持着人类的高尚心灵、人性的落拓不羁和人性的优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15—217页）正因为《救救她》真实地、 充分地描写了李晓霞这个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人性,描写了她内心充满的矛盾斗争,所以这个形象才不是抽象概念的化身,而是一个血肉丰满的活生生的人,才引起了人们思想感情上的强烈共鸣.
其三,要敢于表现革命的人道主义.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阶级,它以解放全人类为自己的崇高使命.革命的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最崇高最圣洁的情操,是无产阶级人性美的集中表现.但在“四人帮”大加挞伐“人性论”的年月里,人与人之间关系十分冷漠,同志之间缺乏起码的信任,革命的人道主义遭到了空前的窒息.四年来我们的戏剧中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之所以真实生动,这是和作品努力表现他们那种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分不开的.仍以《救救她》为例.剧本不仅细腻地表现了李晓霞身上的人性,而且也充分地表现了在方老师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闪耀着无产阶级人性美和人情美的灿烂光辉.方老师不愧是一位出色的园丁,不仅用辛勤的汗水浇灌初开的蓓蕾,而且用自己的心血洗刷沾染污垢的花瓣.当晓霞被父母逐出家门的时候,是方老师及时赶来加以留住,并赠书叫她回校学习；当邵旭那样的人对晓霞颇多非难的时候,方老师从对过去的回忆中、沉痛地思索着孩子们变坏的时代、历史根源而忧心不止；当晓霞因父母拒绝把她接出拘留所而陷入悲观的绝境、企图自杀的时候,方老师又给予她一腔信赖,并毅然挑起了收留照顾她的重担；到最后方老师为了保护晓霞而因此自己受了伤……方老师对于这个被损害、被侮辱的女孩子,对这个得不到温暖的人,充满了深深的同情和信任,寄予了极大的关怀和希望,并苦口婆心耐心教育,终于把党的温暖送到了受害者的心里,宛如春风解冻,吹醒了晓霞那颗沉睡如死的心灵.她还向社会大声疾呼：救救被“四人帮”毒害了的孩子.方老师这种高度的革命责任感,正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作者歌颂这种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高尚的人和人的关系,把它作为全剧感情上的基调,因而使整个作品的精神境界升高了.这不是什么全人类都有的“共同人性”,也不是超阶级的“人情味”,而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阶级友爱,是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所迸发出来的光彩.
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表现是多方面的,既表现在对人民的爱,也表现在对敌人的恨.从爱人民的内容来说,也是丰富多彩的.四年来受广大观众欢迎的剧作,都程度不同的有所表现.比如,在《陈毅出山》中,当陈毅听了罗奶奶是遇难战友罗道天的母亲时,立即跪在这位老人家面前,发自肺腑地说：“我是你的儿子啊!”表现了一位革命家对烈士的白发苍苍的老母亲的一片深情；在《报童》中,当周恩来第一次见到腊月时,亲切地对她说：“冬天在外面跑,冷哪!来,围上它.”边说边亲手解下自己的围巾,围在这个孤苦零丁的小女孩脖子上,表现了革命领袖时刻关心人民疾苦冷暖的崇高品德；在《爱情之歌》中,当杜伟力在抢险中负了重伤导致残废时,周凌云向他献上崇高的爱,……总之,这种表现在老一辈革命家和社会主义新人身上的这种以阶级关系为纽带的对人民、对父母、对战友、对革命队伍内部同志之间纯真的爱和深沉的关心,都是构成无产阶级革命人道主义的重要内容.上述作品正是由于充分地描写了人物的这种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因而更真实可信,更可亲可敬.
三
在人物多样性、真实性的基础上,努力“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创造出各种各样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的人物典型,这是新时期戏剧文学人物塑造的又一显明特色.
人物典型,是高度概括的艺术形象,历来是文艺创作的中心课题.经过典型化创造出来的人物,既要有社会的典型意义,反映出一定时代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和发展规律,又要有鲜明的独特的个性.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人都是作为阶级的一员而存在的,都有他的阶级属性.因此,人物的典型性,无疑应包涵阶级性这个共性在内的.但是典型性中的共性还包括其它丰富的内容.因为生活是复杂和多变的,人的思想性格也必然是复杂和多样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性格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上是相同的,但他们的共性内容不只是阶级性,不是单一的,而是丰富多样的,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内容和表现形式.比如,李健、梁言明、罗放同白洁、李丽、罗丹华这两组人物,同是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他们典型性格中的共性,在许多方面都有共同之处,如都热爱我们的党和国家,都愿意为四化而献身等等,但他们在共性上也是有明显区别的.李健、梁言明、罗放这一组形象是胸怀宽广、目光远大、志趣高尚、才干练达的社会主义当家人,是立党为公、气魄不凡、富有胆识、敢于革新的四化建设的创业者；而白洁、李丽、罗丹华这一组形象则是一心一意、兢兢业业、含辛茹苦、任劳任怨的社会主义实干家,是心灵美好、品德高尚、锲而不舍、既有广博知识又有健全体魄的全新的人.如果把人物的共性简单地理解为只是阶级性,就会导致在创作中片面地描写抽象的共性,就会使人物形象概念化、雷同化,使人物生动的共性特征都溶化到原则抽象的概念中去了,最后必将误入“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歧途.
我们主张人物典型性中的共性的丰富性,并不意味着不用强调人物独特的鲜明的个性描写了.相反,独特的鲜明的个性刻划对于戏剧文学中的人物塑造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是使人物“活”起来的关键,也是使作品富有艺术生命力的要素之一.歌德说过：“艺术的真正生命正在于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掌握和描述.”（《歌德谈话录》第10页）四年来我们的戏剧创作中,塑造出来的那些成功的人物典型,都注意了“个别特殊”性格的掌握和描述.作为社会的人,即使同是社会主义新人,由于各种因素,包括出身、经历、环境、遭遇、教养等等的不同,必然会形成自己与众不同的独特的个性.白洁和李丽都是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她们在共性上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在个性的区别上则就更加鲜明了.白洁是个在反动的“血统论”重压下的年轻纺织女工,用她自己的话说,“连棵小草都不是”.就因为她出身和社会关系不好,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年月里,就处处受到政治上的歧视和不公平的待遇.这种独特的出身、经历、遭遇,养成了她沉默寡言、温和柔顺的比较“内向”的性格；而李丽却是一个大胆泼辣、爽朗、敢于直言的新女性.她凡事独立思考、绝不随声附和.这个中年女性留过学、蹲过牛棚,颇有阅历.但十年浩劫,世态凉炎,也使她有时对人表情冷漠、冷嘲热讽,甚至出言不逊.这种“外向”的火辣辣的个性正同白洁那“内向”的温柔敦厚的个性形成了鲜明的区别.这种区别从她们各自对待爱情表达的独特方式上,也看得非常明显.总之,人物典型性格的共性和个性,都应当是独特的、丰富的、具体的、显明的.
典型人物的塑造,不能离开剧烈的和复杂的矛盾斗争.典型性格,永远是和一定的环境、一定的生活条件相联系的.我们要塑造具有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必须从广阔的社会生活和历史背景上,具体地描写人们的社会关系,大胆、真实地展示新的历史转折时期的矛盾和斗争,充分地准确地描写促使剧中人物行动的典型环境.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主义新人作为新的历史的开拓者,在他们前进的道路上,决不会是风平浪静、一帆风顺的,必须冲破各种陈旧、落后势力的阻力,才能开拓新的境界.社会主义新人只有在剧烈的矛盾和斗争中,才能充分显示出全部的性格美；反过来说,一定时代的社会、政治和思想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又只有在人物的性格中才能集中地、突出地反映出来.这就要求我们的作家要善于观察生活,不断地对生活有新的认识、新的思考、新的探索,这样才能揭示出新的社会矛盾,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提供新的独特的典型环境,才能捕捉住新人性格上的那种鲜明的色彩.《报春花》、《未来在召唤》、《权与法》、《救救她》等剧目.
帝国主义无时不想夺取此路,工程一开始,日本人雨宫敬次郎就上书袁世凯说：中国人无力修成此路,不如聘请日本技师较为稳妥.英国人金达也来替日本说项.詹天佑以此路决不任用任何一个外国人为由断然拒绝.居庸关遂道工程开始后,三五成群的外国人,以打猎为名常来窥探,他们希望工程失败以便乘人之危.詹天佑以出色的成绩为中国人出了这口气.
人物形象塑造问题,是戏剧创作的中心问题.四年来,我们的戏剧创作最突出的成就和最鲜明的特色,就是塑造了一系列各种各样、活生生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塑造了众多的富有时代光彩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给我国戏剧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了异彩.这些人物形象无论是从多样性上,还是从真实性和典型性上；无论是从反映生活的广度上,还是从艺术的创新上,在我国当代甚至现代的戏剧史上,都有新的突破,表现了新时期我国戏剧文学发展的水平.认真研究这一时期戏剧文学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成功与不足,特别是着重探讨一下如何塑造众多的个性鲜明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形象,这对于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戏剧创作的质量,我认为是极有意义的.
一
文学是时代的骄子,是人生的镜子.戏剧小舞台从来就是人生大舞台的缩影.在人类历史的大舞台上演出的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悲欢离合的话剧,都是由社会生活里各种各样的人物所组成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既然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那么,现实生活中人物的多样性,也就必然要求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多样性.这既是现实生活复杂性、丰富性的反映,也是艺术自身规律的要求.古今中外任何一部传世之作,无不都是塑造了活生生的各种各样的人物典型,从而深刻地反映和描绘了那个时代的生活和风貌.
人物形象的多样性,这本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一个极普通的常识性问题,但是由于在我国长期以来逐渐形成的左倾思潮的干扰和文艺理论上教条主义的束缚,一直没能很好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中.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塑造了一大批各种各样、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们都带着自己特有的丰采,比肩接踵地从生活中走到舞台上来,深受广大人民欢迎.
在众多的人物形象中,首先闯上舞台的,是在那十年浩劫的年月里,坚持同林彪、“四人帮”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英雄人物.比如讽刺话剧《枫叶红了的时候》中的某科研单位党委书记冯云彤、（以下不注明剧种的剧目均为话剧）《丹心谱》中的老中医方凌轩、《沉浮》中的著名海洋科学家东方骥骅、《心在跳动》中的外科医生罗秉真、《童心》中的退休老教师童心、《于无声处》中的老干部梅林、革命青年欧阳平、歌剧《星光啊星光》中的公安厅长祝久鸣、年青的公安战士田茹星、《泪血樱花》中的著名医生秦滔、《为了祖国》中的舰船业工程师陆国江、《啊,大森林……》中的年轻一代林宁、《神州风雷》中的人民解放军干部郝志刚等,剧作家们通过塑造这样一批坚定、沉着、英勇无畏,为真理而斗争的包括各级领导干部、知识分子、革命军人、一般群众、青年一代等英雄形象,比较深刻地反映了我国人民在各个领域和各条战线上对“四人帮”及其爪牙进行的剧烈、曲折和复杂的斗争,全面地揭露了林彪、“四人帮”一伙篡党夺权的种种阴谋活动,使人们惊觉起来,感奋起来.正是从他们身上,人们看到了前途和光明,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和未来.
与这些英雄人物同时出现在戏剧舞台上的,是一批反面人物的形象,比如,庄济生、康家骏、杨慕林、何是非、徐家茂、许泯一、程高等等,他们不是仅仅作为英雄人物的陪衬被“鬼”化了,而是作为活生生的人,带着自己独特的经历而出现在舞台上.戏剧这样大规模地、集中地在一个短时间内反映我们国家、我们党内的斗争,还是第一次.这里需要特别一提的是《枫叶红了的时候》,这个话剧在创作上的突出贡献是把讽刺对象置于舞台中心尽情鞭笞,大胆地冲破了“四人帮”设置的“舞台专政”论的禁区,从而为新时期戏剧文学人物的多样性开拓了道路.在反面人物塑造上,《丹心谱》中的庄济生、《于无声处》中的何是非这两个人物形象的经验值得重视.这样的人物,过去在我们的舞台上还未出现过,剧作者没有把他们漫画化、脸谱化,没有把他们作为又傻又笨的草包和不堪一击的懦夫,而是作为反动丑恶势力的代表,作为矛盾的一方而出现的.作者着力勾画了他们作为伪君子、两面派的性格和追名逐利,政治上投机,科学上撒谎,出卖真理,出卖原则,出卖战友的丑恶灵魂和叛徒嘴脸,比较真实地刻划了他们那充满矛盾的复杂曲折的心理演变过程,并挖掘了产生这种丑类的政治、历史根源.从总的看来,在众多的人物形象中,反面人物的塑造仍是一个薄弱的环节,在有些反面人物塑造上把过多的笔墨放在对他们外在丑恶的揭露上,这就多少冲淡了对丑恶、卑劣的内心世界的剖析,因而给人以有些漫画化的感觉；有些反面人物还缺少独特的个性特征,从出身、经历、身份,到年龄、相貌以至职业等,仍给人以雷同的印象.
新时期戏剧文学中的人物塑造,最鲜明的突破,是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带着文学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异彩,气宇轩昂地进入我国戏剧艺术的人物画廊.粉碎“四人帮”不久,《曙光》最先塑造了贺龙那质直而光辉的形象,表现了以贺龙为代表的革命者,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全党时忍辱负重、艰苦斗争的历程.接着,如雨后春笋般地又涌现出了《东进!东进》、《报童》、《西安事变》、《陈毅出山》、《秋收霹雳》、《杨开慧》、《滚滚黄河》、《朱德将军》、《江南一叶》、《大江东去》、《回师北上》、《陈毅市长》以及京剧《南天柱》、秦腔《西安事变》、越剧《三月春潮》、《报童之歌》等剧目,塑造了陈毅、周恩来、毛泽东、朱德、董必武、叶挺等光辉形象,歌颂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丰功伟绩,反映了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各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些剧目坚持革命现实主义原则,调动了话剧、京剧和地方戏曲的各种艺术手段,坚持写人,不写“神”,大胆表现老一辈革命家作为生活中活生生的人的那种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从平凡中见伟大,从质朴中现崇高,因而,塑造出来的光辉形象栩栩如生、可亲可敬,这在以往的戏剧创作中是少见的.当然,为了塑造更令人难忘的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形象,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形似与神似以及运用典型化原则等方面尚需作进一步努力.
更令人兴奋的是,在向四个现代化的进军声中,我们剧作家的笔触伸向了更广阔的领域,及时地塑造了一系列具有鲜明特点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如李健、白洁（《报春花》）、梁言明、李丽（《未来在召唤》）、罗放、罗丹华（《权与法》）、方媛（《救救她》）、肖博琛、何梓源、叶捷珊（《原子与爱情》）、杨厂长、刘南昌（《为了幸福,干杯!》）、周继武、向来位（《向前!向前》）、周铁、雷震（《这里通向云端》）等等,以各自不同的风骨英姿出现在舞台上,为戏剧艺术的人物画廊增添了一个个不寻常的、绝不与任何其他人物雷同的独特而又真实的新形象,揭示了我国人民在新长征路上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展现了我国人民向四化进军的壮丽图景.这些新人形象是四化的带头人,驰骋在向四化进军的前哨阵地上,他们作为人民的代表,有些还作为党的领导者,肩负着时代的重担,呼喊着人民的心声.他们虽然在不同的岗位上,遇到的问题不一样,解决矛盾的方式也不同,并有各自的性格和各自的痛苦,但是他们都有着我们时代社会主义新人那种所共有的宝贵的素质,就是都坚决贯彻党的三中全会精神,思想解放,对阻碍四化建设的一切陈腐落后的事物,对现代迷信、特权思想、思想僵化和官僚主义现象,英勇地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猛烈的冲击、鞭笞,或严肃地热情地批评帮助,从而鼓舞人们为扫除这些障碍而斗争.
同这些社会主义新人交相辉映,出现在戏剧艺术人物画廊中的是一批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对立面人物形象,如吴一苹、于冠群、关天雄、卫龙以及曹达等.他们都在我们的领导岗位上,担负着重要的职务.他们或是由于思想僵化、因循守旧,或者由于现代迷信的束缚,或者由于官僚主义、特权思想而成为四化的阻力,但是从矛盾性质来说,仍然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思想落后于时代、落后于人民,但他们中大多数人的本质是好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的岁月里,为人民做了好事,立下了功劳；在“四人帮”横行的岁月里,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迫害.这些形象,概括了我们现实生活中某类干部的思想状况,写好这一类人物,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和教育意义.这类人物在以前的创作中是不能写的,他们大多是党的书记,在某些人看来都是“党的化身”,写了他们的缺点、错误,就被说成是丑化了党的形象,攻击党的领导.现在,打破了这个“禁区”,他们作为矛盾的一方,敢于大胆而深刻地揭露了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同时也尖锐地揭示了造成他们犯错误的社会、历史根源以及主客观原因.
题材是人物形象产生的基地.只有不断开拓题材的广阔领域,人物形象的多样性问题才有可能真正地得到解决.“四人帮”横行时在题材上划了很多禁区,使戏剧人物画廊单调、贫乏,面目可憎.四年来,我们的戏剧创作不仅敢闯人物禁区,而且也勇敢地闯进了一个又一个题材的禁区,因而使人物画廊更加多种多样,丰富多姿.比如,知识分子题材,许许多多的科学家、教师、医生、技术员等等形象都争先恐后地进入了戏剧艺术的人物画廊；又如,表现爱情题材的,在“四人帮”横行时,这朵富有诗意和人情味的艺术花朵一度凋零了,但是她并没有在人们心中死去.这四年来她同人类其他感情一样自由地表现在戏剧舞台上.作为青年榜样的人物形象如周凌云、杜伟力（《爱情之歌》）、周援（《让青春更美丽》）、岳志鹏、盛敏（《婚礼》）、小燕（抑琴戏《大燕与小燕》）、刘明、路云（独幕话剧《约会》）、戴影恬（《她》）等等,这些剧目满腔热情地歌颂和赞美他们崇高而纯朴的爱情,抨击、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恋爱观,从而引导广大青年树立无产阶级恋爱观,正确处理恋爱、婚姻和家庭问题,为四个现代化的事业贡献力量.此外,还出现了表现青少年犯罪和社会教育问题的《救救她》、《姑娘,跟我走》等,反映中日、中美友谊和华侨题材的《泪血樱花》、《唐人街上的传说》等,以及历史题材的创作,如《王昭君》、《大风歌》等等.总之,四年来的戏剧画廊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人物,真是上下数千年,纵横千万里,构成了一幅巨大的中国历史的绚丽画卷,展现了我国戏剧艺术空前繁荣的景象.
四年来,我们的戏剧创作在人物多样性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思想解放运动带来的丰硕成果,也是不断开拓题材新领域的结果.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还是刚刚进入文艺领域,戏剧创作上对他们不是写多了,不是描写已经很够了,而是还没有充分地把他们描绘出来.比如,在四年来的戏剧人物画廊中,还很少见那种个性鲜明、饱满、风采独异的农村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这对于我们这个有着八亿多农民的国家来说,是很不适宜的；同时,就已经出现的新人形象来说,还没有写出他们已经达到的思想高度,在形象塑造上也有似曾相识之感.这正需要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在这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以争取“更丰硕的成果”.
二
新时期戏剧文学人物塑造的又一显明特色,是它的真实性.人物形象的多样性是以真实性为基础的.真实,不仅是艺术的生命,也是人物的灵魂.离开了人物的真实性,那么即使戏剧中塑造的人物再多,人们看来看去还是一个没有血肉的人,人物的多样化实际上就成为一句空话.
要创造真实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最重要的是写出人物丰富的感情,逼真地写出作为一个人的人情和人性.古今中外,任何一部优秀的剧作,任何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无不饱含着感情的浓汁.戏剧作品以情动人,这情包括作者的感情和人物的感情,作者的感情不能直接抒发,它渗透在人物形象的刻划之中,人物的感情是人物内心世界的具体的感性的表现,它的真实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物形象是否真实.人物的感情、人性表现得越真挚,抒发得越充分,人物的性格就越鲜明,作品的艺术魅力也就越强.
如何写人物的感情呢?首先,就是要敢于写人的命运.四年来的戏剧创作,很多人物形象之所以是活生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剧作家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通过写人物的命运,准确大胆地抓住了一个“情”字,酣畅淋漓地描写了人物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时,则更细腻真切地揭示了他们内心世界的感情波澜,开掘了他们感情世界那种高尚的无产阶级人性美和人情美,从而博得观众的共鸣,受到道德和情操的陶冶.《未来在召唤》中塑造梁言明形象的经验,颇值得注意.长期以来,戏剧中不大敢接触党的领导干部的感情世界,好象党的干部都不食人间烟火,不具有人的生活、感情和人性,连他们走路、讲话的姿势和腔调都是定型化了的.这种书记模式是不能感动人的.《未来在召唤》的作者在塑造梁言明形象时,十分注意写他的感情,把他内心深处的感情波澜写得很深,很准确,很充分.特别是在第十场后半段,老战友与他决裂了,李阿姨也走了,小浩从雨中回来,他望着儿子痛苦的神态,加上自己内心的苦恼,本来心里的苦酒已经够满了,偏偏儿子又加上一句,“我想妈妈……”,这重重的一击,仿佛击中了他内心感情上最伤痛的地方.在复杂的强烈的感情的冲击波面前,他的心肠也软了,开始矛盾甚至自责了,他向无形的空中问道：“也许……我太过份了?也许……我对现实要求过高了?”作者既不讳饰他的“战友之谊”和“儿女之情”,也不回避他的内心矛盾和思想斗争,所以这个党的领导者的形象,才不是“超凡入圣”的木偶人,也不是概念的传声筒,而是一个活生生的、“面颊有红润血色的活人”.（车尔尼雪夫斯基语）这种感情世界的真实描写,不但没有损害这一新人形象的光辉,反而更鲜明地充分地表现了他的感情的丰富性.让我们更感到他的真实可信,可亲可近.
其次,要敢于写人性.在四人帮独霸文坛时,写人物不敢写他富有正常人的人性,怕掉进万劫不复的“人性论”的深渊.毛主席说：“有没有人性这东西?当然有的.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1页）是的,人性表现在每个人身上都是具体的、独特的,而不是抽象的、超阶级的.文学要写人,就要表现人性.一个没有人性的人,还有什么真实性可言?人性是人物感情世界中最易拨动人们心弦的东西.观众看了话剧《救救她》以后,为什么对李晓霞这个人物那么关切?这个写“家务事”、“儿女情”的话剧,勇敢地面对现实,尖锐地提出了如何对待青少年犯罪的社会问题,就是通过塑造李晓霞这个被损害被侮辱的形象而体现的.李晓霞本是一个正直无邪、善恶分明的女孩子.不仅在校学习时表现不错,在下乡期间,她仍然表现得很好,而她受到的待遇却是征兵没有份,招生被挤掉.面对这是非颠倒的现实,她痛苦地感到前途渺茫,理想破灭.古语说：“哀莫大于心死”.正当她一个年轻姑娘的心缺少活气的时候,社会上的不之风终于把她刮上了歧途,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她自始至终尊敬方老师,坚贞不渝地爱徐志伟,出了车祸,她把老太太送进医院后自己才潜逃,她不愿给自己所爱的人带来痛苦而拒绝了志伟的爱情……这些隐匿在她内心深处的纯真的师生之谊、男女之爱,正是一个工人女儿的那种可贵的人性在熠熠闪光,这是她最后之所以能够转变的基础.李晓霞这个充满人性的人物,使我想起马克思当年在对欧仁·苏的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的分析批判中,所充分肯定的女主人公玛丽花身上所体现的人性.他说：“尽管她处在极端屈辱的境遇中,她仍然保持着人类的高尚心灵、人性的落拓不羁和人性的优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15—217页）正因为《救救她》真实地、 充分地描写了李晓霞这个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人性,描写了她内心充满的矛盾斗争,所以这个形象才不是抽象概念的化身,而是一个血肉丰满的活生生的人,才引起了人们思想感情上的强烈共鸣.
其三,要敢于表现革命的人道主义.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阶级,它以解放全人类为自己的崇高使命.革命的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最崇高最圣洁的情操,是无产阶级人性美的集中表现.但在“四人帮”大加挞伐“人性论”的年月里,人与人之间关系十分冷漠,同志之间缺乏起码的信任,革命的人道主义遭到了空前的窒息.四年来我们的戏剧中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之所以真实生动,这是和作品努力表现他们那种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分不开的.仍以《救救她》为例.剧本不仅细腻地表现了李晓霞身上的人性,而且也充分地表现了在方老师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闪耀着无产阶级人性美和人情美的灿烂光辉.方老师不愧是一位出色的园丁,不仅用辛勤的汗水浇灌初开的蓓蕾,而且用自己的心血洗刷沾染污垢的花瓣.当晓霞被父母逐出家门的时候,是方老师及时赶来加以留住,并赠书叫她回校学习；当邵旭那样的人对晓霞颇多非难的时候,方老师从对过去的回忆中、沉痛地思索着孩子们变坏的时代、历史根源而忧心不止；当晓霞因父母拒绝把她接出拘留所而陷入悲观的绝境、企图自杀的时候,方老师又给予她一腔信赖,并毅然挑起了收留照顾她的重担；到最后方老师为了保护晓霞而因此自己受了伤……方老师对于这个被损害、被侮辱的女孩子,对这个得不到温暖的人,充满了深深的同情和信任,寄予了极大的关怀和希望,并苦口婆心耐心教育,终于把党的温暖送到了受害者的心里,宛如春风解冻,吹醒了晓霞那颗沉睡如死的心灵.她还向社会大声疾呼：救救被“四人帮”毒害了的孩子.方老师这种高度的革命责任感,正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作者歌颂这种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高尚的人和人的关系,把它作为全剧感情上的基调,因而使整个作品的精神境界升高了.这不是什么全人类都有的“共同人性”,也不是超阶级的“人情味”,而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阶级友爱,是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所迸发出来的光彩.
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表现是多方面的,既表现在对人民的爱,也表现在对敌人的恨.从爱人民的内容来说,也是丰富多彩的.四年来受广大观众欢迎的剧作,都程度不同的有所表现.比如,在《陈毅出山》中,当陈毅听了罗奶奶是遇难战友罗道天的母亲时,立即跪在这位老人家面前,发自肺腑地说：“我是你的儿子啊!”表现了一位革命家对烈士的白发苍苍的老母亲的一片深情；在《报童》中,当周恩来第一次见到腊月时,亲切地对她说：“冬天在外面跑,冷哪!来,围上它.”边说边亲手解下自己的围巾,围在这个孤苦零丁的小女孩脖子上,表现了革命领袖时刻关心人民疾苦冷暖的崇高品德；在《爱情之歌》中,当杜伟力在抢险中负了重伤导致残废时,周凌云向他献上崇高的爱,……总之,这种表现在老一辈革命家和社会主义新人身上的这种以阶级关系为纽带的对人民、对父母、对战友、对革命队伍内部同志之间纯真的爱和深沉的关心,都是构成无产阶级革命人道主义的重要内容.上述作品正是由于充分地描写了人物的这种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因而更真实可信,更可亲可敬.
三
在人物多样性、真实性的基础上,努力“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创造出各种各样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的人物典型,这是新时期戏剧文学人物塑造的又一显明特色.
人物典型,是高度概括的艺术形象,历来是文艺创作的中心课题.经过典型化创造出来的人物,既要有社会的典型意义,反映出一定时代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和发展规律,又要有鲜明的独特的个性.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人都是作为阶级的一员而存在的,都有他的阶级属性.因此,人物的典型性,无疑应包涵阶级性这个共性在内的.但是典型性中的共性还包括其它丰富的内容.因为生活是复杂和多变的,人的思想性格也必然是复杂和多样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性格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上是相同的,但他们的共性内容不只是阶级性,不是单一的,而是丰富多样的,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内容和表现形式.比如,李健、梁言明、罗放同白洁、李丽、罗丹华这两组人物,同是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他们典型性格中的共性,在许多方面都有共同之处,如都热爱我们的党和国家,都愿意为四化而献身等等,但他们在共性上也是有明显区别的.李健、梁言明、罗放这一组形象是胸怀宽广、目光远大、志趣高尚、才干练达的社会主义当家人,是立党为公、气魄不凡、富有胆识、敢于革新的四化建设的创业者；而白洁、李丽、罗丹华这一组形象则是一心一意、兢兢业业、含辛茹苦、任劳任怨的社会主义实干家,是心灵美好、品德高尚、锲而不舍、既有广博知识又有健全体魄的全新的人.如果把人物的共性简单地理解为只是阶级性,就会导致在创作中片面地描写抽象的共性,就会使人物形象概念化、雷同化,使人物生动的共性特征都溶化到原则抽象的概念中去了,最后必将误入“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歧途.
我们主张人物典型性中的共性的丰富性,并不意味着不用强调人物独特的鲜明的个性描写了.相反,独特的鲜明的个性刻划对于戏剧文学中的人物塑造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是使人物“活”起来的关键,也是使作品富有艺术生命力的要素之一.歌德说过：“艺术的真正生命正在于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掌握和描述.”（《歌德谈话录》第10页）四年来我们的戏剧创作中,塑造出来的那些成功的人物典型,都注意了“个别特殊”性格的掌握和描述.作为社会的人,即使同是社会主义新人,由于各种因素,包括出身、经历、环境、遭遇、教养等等的不同,必然会形成自己与众不同的独特的个性.白洁和李丽都是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她们在共性上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在个性的区别上则就更加鲜明了.白洁是个在反动的“血统论”重压下的年轻纺织女工,用她自己的话说,“连棵小草都不是”.就因为她出身和社会关系不好,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年月里,就处处受到政治上的歧视和不公平的待遇.这种独特的出身、经历、遭遇,养成了她沉默寡言、温和柔顺的比较“内向”的性格；而李丽却是一个大胆泼辣、爽朗、敢于直言的新女性.她凡事独立思考、绝不随声附和.这个中年女性留过学、蹲过牛棚,颇有阅历.但十年浩劫,世态凉炎,也使她有时对人表情冷漠、冷嘲热讽,甚至出言不逊.这种“外向”的火辣辣的个性正同白洁那“内向”的温柔敦厚的个性形成了鲜明的区别.这种区别从她们各自对待爱情表达的独特方式上,也看得非常明显.总之,人物典型性格的共性和个性,都应当是独特的、丰富的、具体的、显明的.
典型人物的塑造,不能离开剧烈的和复杂的矛盾斗争.典型性格,永远是和一定的环境、一定的生活条件相联系的.我们要塑造具有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必须从广阔的社会生活和历史背景上,具体地描写人们的社会关系,大胆、真实地展示新的历史转折时期的矛盾和斗争,充分地准确地描写促使剧中人物行动的典型环境.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主义新人作为新的历史的开拓者,在他们前进的道路上,决不会是风平浪静、一帆风顺的,必须冲破各种陈旧、落后势力的阻力,才能开拓新的境界.社会主义新人只有在剧烈的矛盾和斗争中,才能充分显示出全部的性格美；反过来说,一定时代的社会、政治和思想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又只有在人物的性格中才能集中地、突出地反映出来.这就要求我们的作家要善于观察生活,不断地对生活有新的认识、新的思考、新的探索,这样才能揭示出新的社会矛盾,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提供新的独特的典型环境,才能捕捉住新人性格上的那种鲜明的色彩.《报春花》、《未来在召唤》、《权与法》、《救救她》等剧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