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鹊做题网读《邹忌讽齐王纳谏》有感
来源：学生作业帮 编辑：灵鹊做题网作业帮 分类：综合作业 时间：2024/04/27 23:35:18
读《邹忌讽齐王纳谏》有感
读《邹忌讽齐王纳谏》有感
邹忌的进谏艺术,历来被人赞颂有加.因为他巧妙地将本来逆耳的忠言包上了糖衣,使齐威王不知不觉地被“糖弹”命中,束手就擒.古语云：“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这是告诫人们（特别是当权者）要听得进逆耳之言的,然而,喜欢被肯定、讨厌被否定是人类的通病,千百年来,无论帝王将相也好,“引车卖浆者流”也好,能听得进逆耳之忠言者,可谓少之又少.
古时的谏官,为了将“忠言”包装得“顺耳”一些,可谓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了,可是弄不好却依然要掉脑袋.在专制社会,任何一位皇帝都喜欢做“圣君明主”,于是便设了“拾遗”之类的官职,专司进忠言的,可见皇帝们也懂得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自己有时会有错,需要有人提醒,否则会错得很离谱.皇帝提倡大臣们都做忠臣,而做忠臣的最高境界为“文死谏武死战”.“死战”者常常会得到当朝皇帝的赏赐,其“忠心”甚至可以让皇帝都感动得泣下,家属亲友便可以带挈获得一些好处；而“死谏”者就未必这么幸运了,遇上“宽厚”一些的皇帝,或者只将其革职了事,遇上不那么宽厚的皇帝,不但自己小命难保,而且要连累家属亲友.象唐太宗那样的开明君主,在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就是他,在魏征失了他面子时,也曾扬言要杀了魏征这个“乡下佬”；就是他,到了晚年也照样听不进忠言.那些因进谏而掉了脑袋的人,常常会得到后代皇帝的表彰,不过当这个皇帝面临忠言直谏之时,又是要对直谏者实施打击的.那“拾遗”便只不过是皇帝的一个花瓶,作装饰门面之用；或者是替罪羊,作推卸责任之用.皇帝有了过错,“拾遗”如果尽职,可能要死；如果不尽职,一旦皇帝的过错酿成了灾难,首先拿来问罪的也极可能是这个倒霉的“拾遗”.“当初发现我错,你为什么不提醒我?你拿了国家的俸禄,是叫你干什么的?”于是皇帝依然圣明,错就错在“拾遗”不称职.可以说,“拾遗”最难当了,谏不是,不谏也不是.假若历代的“拾遗”们都有邹忌那样的才能,中国历史一定早就跳出周期循环的怪圈了.
当历史的车轮脱离专制轨道,走向民主共和时,谏官掉脑袋的悲剧理应永远成为历史.然而,遗憾的是,尽管共和时代的谏官已经费尽心机包装忠言了,却依然无法逃脱悲剧的结局.曾经叱咤风云、威震一时,令日寇美蒋闻风丧胆的彭大将军,却因向最高领导上了“万言书”而成了“野心家阴谋家”,我们虽然无法目睹“万言书”的本来面目,但也隐约察觉到：那其实就是提醒最高领导纠正“大跃进”错误的忠言.也许就因为包装得不够好,“逆耳”了一些,以至成了“罪证”.现在看来,退一步说就算彭总讲的不对吧,至多你就不采纳,怎么可以把连“错误”的档次都够不上的“上书行为”“提升”到“罪恶”的高度呢?并且不单是他,凡是对他的观点表示认同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打击,那“北大才女”林昭女士,不就因为同情彭总而被捕,最后“死不悔改”而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了吗?当大家都战战惊惊、噤若寒蝉时,那脱离常识的浮夸风便大行其道,恶性膨胀.结果酿成经济衰退、人口大面积“非正常死亡”的恶劣后果.那“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之后,对这一全局性、长期性的错误,很多人都预见到“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可就是没有谁敢说半个“不”字,你可以“不”呀,前车之鉴就在眼前,你的“不”不但不能促使最高领导及早结束“文革”,反而可能连你的亲族、好友、师长都被株连“治罪”,“逮不着狐狸惹一身臊”,这又何苦呢?因为你不可能将忠言包装得很顺耳,就算你用尽办法包装了吧,也不一定能逃过最高领导的“火眼金睛”,一旦他发现你用“糖衣裹着的炮弹”向他“进攻”,你便要“吃不了兜着走”.我想,那因犯“恶攻”罪而被处死的张志新、李九莲女士,其“恶攻”内容,就是未经包装赤裸裸的或者是包装得不够好还有些“逆耳”的“忠言”,只可惜“信而见疑,忠而被贬”,她们未能见到自己受表彰的那一天.畏死求生乃人之本能,在这种本能的支配下,面临一“说”就“死”的恐怖,谁还敢用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辛亥革命时的未庄,那阿Q被拉出去枪毙后,群众都认为阿Q坏,“被枪毙便是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凡是被“政府”定性是“坏人”的,就一定是“坏人”了；凡是被“政府”认定是“好”的事物,大家也不必考虑为什么“好”,好在哪里,只要跟着喊“好”便可保平安无事.于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口号声中,整个国民经济几乎遭到灭顶之灾.我相信那时为国事而焦急的老干部老百姓们,一定会渴望得到一套超乎于邹忌之上的进谏艺术,要是真的人人都能成为邹忌,那该为国家挽回多大的损失呀.
拨乱反正后,民主法治精神得到宏扬,“谏官”们再也不用担心因言获罪了,有什么治国良策尽可以畅所欲言,忠言可以赤裸裸地直来直去,不必考虑包装,各级政府常向社会征求提案,好些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向政府提出的建议,都得了采纳.说得不对的,也绝不会追究建议者的“责任”,邹忌的“包装艺术”再也没有多少市场了.
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结社、集会、示威、罢工”的自由,无论“忠言”也好,“奸言”也好,都没有必要包装.群众的意见,既可以用书面方式直送到最高领导那里,无论措辞多么激烈都不会受到追究,又可以在大街上公开表达,以示威游行的方式让所有人知道.当然,话你可以说,建议你可以提,采纳不采纳那是领导的事,并不是说不追究你的“恶攻”责任就表示对你意见的认可.
什么时候百姓提意见不必再象邹忌那样拐弯抹角,什么时候专制的残余就彻底清除了.
邹忌的进谏艺术,历来被人赞颂有加.因为他巧妙地将本来逆耳的忠言包上了糖衣,使齐威王不知不觉地被“糖弹”命中,束手就擒.古语云：“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这是告诫人们（特别是当权者）要听得进逆耳之言的,然而,喜欢被肯定、讨厌被否定是人类的通病,千百年来,无论帝王将相也好,“引车卖浆者流”也好,能听得进逆耳之忠言者,可谓少之又少.
古时的谏官,为了将“忠言”包装得“顺耳”一些,可谓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了,可是弄不好却依然要掉脑袋.在专制社会,任何一位皇帝都喜欢做“圣君明主”,于是便设了“拾遗”之类的官职,专司进忠言的,可见皇帝们也懂得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自己有时会有错,需要有人提醒,否则会错得很离谱.皇帝提倡大臣们都做忠臣,而做忠臣的最高境界为“文死谏武死战”.“死战”者常常会得到当朝皇帝的赏赐,其“忠心”甚至可以让皇帝都感动得泣下,家属亲友便可以带挈获得一些好处；而“死谏”者就未必这么幸运了,遇上“宽厚”一些的皇帝,或者只将其革职了事,遇上不那么宽厚的皇帝,不但自己小命难保,而且要连累家属亲友.象唐太宗那样的开明君主,在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就是他,在魏征失了他面子时,也曾扬言要杀了魏征这个“乡下佬”；就是他,到了晚年也照样听不进忠言.那些因进谏而掉了脑袋的人,常常会得到后代皇帝的表彰,不过当这个皇帝面临忠言直谏之时,又是要对直谏者实施打击的.那“拾遗”便只不过是皇帝的一个花瓶,作装饰门面之用；或者是替罪羊,作推卸责任之用.皇帝有了过错,“拾遗”如果尽职,可能要死；如果不尽职,一旦皇帝的过错酿成了灾难,首先拿来问罪的也极可能是这个倒霉的“拾遗”.“当初发现我错,你为什么不提醒我?你拿了国家的俸禄,是叫你干什么的?”于是皇帝依然圣明,错就错在“拾遗”不称职.可以说,“拾遗”最难当了,谏不是,不谏也不是.假若历代的“拾遗”们都有邹忌那样的才能,中国历史一定早就跳出周期循环的怪圈了.
当历史的车轮脱离专制轨道,走向民主共和时,谏官掉脑袋的悲剧理应永远成为历史.然而,遗憾的是,尽管共和时代的谏官已经费尽心机包装忠言了,却依然无法逃脱悲剧的结局.曾经叱咤风云、威震一时,令日寇美蒋闻风丧胆的彭大将军,却因向最高领导上了“万言书”而成了“野心家阴谋家”,我们虽然无法目睹“万言书”的本来面目,但也隐约察觉到：那其实就是提醒最高领导纠正“大跃进”错误的忠言.也许就因为包装得不够好,“逆耳”了一些,以至成了“罪证”.现在看来,退一步说就算彭总讲的不对吧,至多你就不采纳,怎么可以把连“错误”的档次都够不上的“上书行为”“提升”到“罪恶”的高度呢?并且不单是他,凡是对他的观点表示认同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打击,那“北大才女”林昭女士,不就因为同情彭总而被捕,最后“死不悔改”而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了吗?当大家都战战惊惊、噤若寒蝉时,那脱离常识的浮夸风便大行其道,恶性膨胀.结果酿成经济衰退、人口大面积“非正常死亡”的恶劣后果.那“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之后,对这一全局性、长期性的错误,很多人都预见到“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可就是没有谁敢说半个“不”字,你可以“不”呀,前车之鉴就在眼前,你的“不”不但不能促使最高领导及早结束“文革”,反而可能连你的亲族、好友、师长都被株连“治罪”,“逮不着狐狸惹一身臊”,这又何苦呢?因为你不可能将忠言包装得很顺耳,就算你用尽办法包装了吧,也不一定能逃过最高领导的“火眼金睛”,一旦他发现你用“糖衣裹着的炮弹”向他“进攻”,你便要“吃不了兜着走”.我想,那因犯“恶攻”罪而被处死的张志新、李九莲女士,其“恶攻”内容,就是未经包装赤裸裸的或者是包装得不够好还有些“逆耳”的“忠言”,只可惜“信而见疑,忠而被贬”,她们未能见到自己受表彰的那一天.畏死求生乃人之本能,在这种本能的支配下,面临一“说”就“死”的恐怖,谁还敢用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辛亥革命时的未庄,那阿Q被拉出去枪毙后,群众都认为阿Q坏,“被枪毙便是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凡是被“政府”定性是“坏人”的,就一定是“坏人”了；凡是被“政府”认定是“好”的事物,大家也不必考虑为什么“好”,好在哪里,只要跟着喊“好”便可保平安无事.于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口号声中,整个国民经济几乎遭到灭顶之灾.我相信那时为国事而焦急的老干部老百姓们,一定会渴望得到一套超乎于邹忌之上的进谏艺术,要是真的人人都能成为邹忌,那该为国家挽回多大的损失呀.
拨乱反正后,民主法治精神得到宏扬,“谏官”们再也不用担心因言获罪了,有什么治国良策尽可以畅所欲言,忠言可以赤裸裸地直来直去,不必考虑包装,各级政府常向社会征求提案,好些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向政府提出的建议,都得了采纳.说得不对的,也绝不会追究建议者的“责任”,邹忌的“包装艺术”再也没有多少市场了.
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结社、集会、示威、罢工”的自由,无论“忠言”也好,“奸言”也好,都没有必要包装.群众的意见,既可以用书面方式直送到最高领导那里,无论措辞多么激烈都不会受到追究,又可以在大街上公开表达,以示威游行的方式让所有人知道.当然,话你可以说,建议你可以提,采纳不采纳那是领导的事,并不是说不追究你的“恶攻”责任就表示对你意见的认可.
什么时候百姓提意见不必再象邹忌那样拐弯抹角,什么时候专制的残余就彻底清除了.